＠全体药大人，快来一起学习党史（第三期）

　　1929年4月5日

　　毛泽东在江西瑞金以中共红四军前委名义复信中央。复信批评中央二月来信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是错误的，并介绍了红军的战术，明确了红军的任务。复信指出：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的唯一关键，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建立，大区域产业支部之创造，正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最大任务。但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苏维埃之建立，红军之创造与扩大，亦是帮助城市斗争、促成革命潮流高涨的条件。所以抛弃城市斗争沉溺于农村游击主义是最大的错误，但畏惧农民势力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领导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中央要求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大的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理想。其实，愈是恶劣环境，部队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强奋斗，方能应付敌人。只有在好的环境里才好分兵游击，领导者也不如在恶劣环境时刻不能离。关于红军的战术，复信还指出：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与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展是一天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力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用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关于红军的任务，复信指出：红军不是一个单纯打仗的东西，它的主要作用是发动群众，打仗仅是一种手段。并且打仗的时间、分做群众工作的时间乃是一与十之比。红军无论在什么时候，党及军事的统一指挥机关是不可少的，否则陷于无政府，定是失败。这封信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1940年4月5日

　　毛泽东、王稼祥致电彭德怀，黄克诚，陈光、罗荣桓，彭雪枫，刘少奇。电报指出：蒋介石有把我八路军、新四军统统纳入黄河以北，划定黄河以北为我两军防区之企图。但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我不入华中不能生存。此次蒋令各军向我新四军进攻，衅自彼开，故我仍应乘此时机派必要军力南下。电报还提出：华中地区，凡军事行动统归朱德、彭德怀及刘少奇同志指挥之，一切具体部署、政治口号、政权建设、发展计划及统一战线方针，统由刘少奇负责，会商黄克诚、彭雪枫考虑决定，报告朱德、彭德怀及中央军委。这封电报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1941年4月5日

　　刘少奇写信给陈丕显并转各地委同志，强调要抓紧目前的民生问题。信中指出：我们要建立巩固的苏北抗日根据地，除开军事问题以外，民众的组织与武装及其抗日积极性的发扬，就成为我们建立根据地与长期坚持抗战的基础，所谓“兵民是胜利之本”，也就是这种意思。只有民众起来保护其本身利益的时候，民众才会或才可能以同样的积极性来保卫国家民族。因此，抓紧目前的民生问题，解除民众中若干迫切的疾苦，就成为我们目前发动民众抗日积极性与提高民众民族觉悟、阶级觉悟的中心一环。

　　1943年4月5日

　　毛泽东和朱德致信印度国民大会。信中高度评价柯棣华大夫率领的印度援华医疗队及中印友谊，指出：中国抗日战争开始后，贵会派遣了一个援华医疗队来华参加中国的抗战，表示对华的极大友谊。四年以来，医疗队诸同志不避艰险，辗转北方战地，他们的艰苦努力和极有价值的工作，使无数中国军民亲睹印度人民的援华热忱。柯棣华大夫因病逝世于晋察冀边区，我国军民失一良友，印度人民失一优秀战士，至堪悼惜。现巴思华大夫返印，特向贵会及印度人民敬致谢意！

　　1979年4月5日—28日

　　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提出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决定从一九七九年起用三年时间完成国民经济调整任务。会议期间，邓小平对广东省委提出的在邻近香港、澳门的深圳、珠海以及汕头兴办出口加工区的意见，表示赞同。并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他向中央建议批准广东省委的这一要求。七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兴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

　　1927年

　　4月5日 汪精卫、陈独秀发表《汪陈联合宣言》。大革命后期，蒋介石的反共面目逐渐暴露出来。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对蒋介石的阴谋活动有所觉察，力图巩固革命成果。但共产国际仍对蒋介石抱有期望，不赞成同蒋破裂。这样，由陈独秀出面，同刚从海外归国的汪精卫发表了联合宣言，宣言只字不提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言行，却说什么“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等等都是“不知自何而起”的“谣言”，要求共产党与国民党“开诚合作，如兄弟般亲密”。宣言的发表，使一部分共产党员误以为局势已经缓和下来，因而放松了警惕。4月12日，蒋介石突然在上海向革命群众举起屠刀，发动反革命政变。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同共产党决裂。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

　　1952年

　　4月5日 治理开发长江的第一个大型工程——荆江分洪第一期工程全面开工。到1978年底，新安江水电站、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黄河青铜峡水利枢纽、丹江口水利枢纽、黄河刘家峡水利枢纽等一批水利工程陆续建成。

　　1959年

　　4月5日 容国团获得第二十五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冠军。这是中国运动员第一次在世界锦标赛中获得冠军。

　　1965年

　　 4月5日 河南省林县红旗渠实现总干渠通水。林县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成“人造天河”红旗渠。

　　1979年

　　4月5日－28日 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此前，3月14日，陈云和李先念联名给中共中央写信，提出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建议。

　　1983年

　　4月5日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总部在北京成立。

　　1996年

　　4月5日 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201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

　　2010年

　　4月5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的《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中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意见》指出：在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中深入开展创建先进基层党组织、争当优秀共产党员活动，是巩固和拓展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成果的重要举措，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经常性工作。组织实施这项活动，对于进一步抓好学习实践活动整改落实工作、完善长效机制、推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对于激发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生机活力、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对于促进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更好地联系和服务群众、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对于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中心工作、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36年4月6日

　　毛泽东和彭德怀复电王以哲并转张学良。电报说：敝方代表周恩来偕李克农依约于八日赴肤施（即延安）与张学良会商救国大计。双方会谈之问题，敝方拟定为：（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二）全国红军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本帝国主义迈进问题。（三）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四）联合苏联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五）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九日夜，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教堂内举行会谈，就上述五项问题达成初步共识。张学良提出希望争取与蒋介石合作抗日，周恩来表示愿将这一意见带回去慎重研究。

　　1982年4月6日

　　邓小平在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时，阐述中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政策。指出：香港的主权是中国的。如果中国一九九七年那时不把香港收回来，我们这些人谁也交不了账。新界的租借，香港岛、九龙半岛的割让，是过去不平等条约定的，现在实际上是废除条约的问题。 

　　2010年4月6日  

　　胡锦涛在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总结了这次学习实践活动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的重要启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基础在于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广大党员、干部头脑，目的在于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关键在于提高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领导科学发展能力，根本在于发挥人民主体作用，动力在于创新体制机制。

　　1963年

　　4月6日 中国向阿尔及利亚派出援外医疗队。这是中国政府向非洲国家派遣的第一支医疗队。 

　　1974年

　　4月6日－16日 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10日，在会上全面阐述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和中国的对外政策。

　　2004年

　　4月6日 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农业部、国家税务总局决定2004年降低农业税税率，并在部分粮食主产区进行免征农业税改革试点。今年在吉林、黑龙江两个粮食主产省先行免征农业税改革试点，河北、内蒙古、辽宁、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四川11个粮食主产省、自治区降低农业税税率3个百分点，并主要用于鼓励粮食生产；其余地区总体上降低农业税税率1个百分点。沿海及其他有条件的地区也可视地方财力情况进行免征农业税试点。 

　　2013年4月6日—8日

　　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在海南博鳌举行。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共同创造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的主旨演讲。

　　图为毛泽东主编的《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收录了会员讨论学会发展方向和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通信。

　　1945年4月6日，太行部队等向白晋、同蒲沿线上的日军展开攻击。这是八路军向祁县开进。

　　1944年4月7日、8日   

　　任弼时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题为《去年边区财经工作的估计与今年边区金融贸易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的演讲，主要讲四个问题。 

　　关于边区经济发展现阶段的特点，演讲指出：边区已逐渐脱离对外的依赖性而过渡到完全的自力更生；在私有制基础上逐渐由分散的个体经济走上合作化的道路，成为一种比较有计划有组织的经济。这种崭新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并不消灭私有，只是限制剥削，奖励劳动；劳动增产的成果，仍归个人所有，使私人经济更合理地发展，因此我们能用开展劳动竞赛的办法，充分发扬劳动者的生产热情和社会经济的活力。 

　　关于金融贸易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演讲指出：对于当前财政金融的波动问题，我们除了调整政策，理顺关系外，最中心的紧迫任务，就是更进一步地努力生产，这是保障内外贸易平衡，稳定金融，提高边币信誉，稳固财政的物质基础。经济战线的斗争是复杂的，犹如指挥作战一样，如果不能正确地判断情况，灵活运用政策，就可能遭受失败。财经工作的复杂性，还表现在每项有关经济的措施和政策的决定，都要直接影响到广大人民生活的安定与否和政府财政的收入；经济上的措施一旦弄错，就可以很迅速地招致极大的危害和损失，因此，在边区党的面前提出学会经商、搞好贸易的任务。须知商业贸易是有数千年的发展史，积累有非常丰富而复杂的学问，绝非一个门外汉所能立即精通的。

　　关于全面认识经济建设的重要性问题，他在演讲中指出：革命的目的就是为着建设。为了使人民能够过着真正文明的物质和精神的生活，而一切只能够破坏而不善于建设的政党，都是不能够获得最后成功而必然要失败的。我们共产党人如果只晓得用战争和暴力来推翻旧的制度和统治，而不善于建设新的丰衣足食的幸福快乐的社会，那我们也是不会胜利的，而且也一定要失败的。各根据地党委要下决心抽出一部分真正能够掌握政策而党性又好的负责干部，让他们参加贸易、金融、财政机关的工作，这不仅是为着解决目前的问题，还要使他们专门向贸易、金融、财政和管理企业方面去发展，培养成为我们建国的专门人才。这是在我们全党面前已经被提出来的严重任务。

　　此前，毛泽东于四月三日对任弼时的这篇演讲稿作了修改。在演讲稿“新社会制度的建立，就是为着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的，它是为着经济发展的，而且只有经济发展了才使新的社会制度获得巩固的基础”一句之后，加写：并且还因为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一方面为着革命与战争事业的物质供给上的需要，一方面为着人民的需要，都必须从事经济建设的工作，不应该也不可能等候把全部敌人打平后，才去进行建设工作。加以中国地方的广大，要使全国人民都信服我们所指出的道路的正确性而拥护我们，而参加革命奋斗，需要我们拿建设榜样给他们看，才能作得到。在演讲稿“在这次高干会以后，应当是可以引起全党来在思想上认识贸易、金融、财政工作的重要”一句之后，加写：认识贸易、金融、财政是组织全部经济生活的重要环节，离了它们，或对它们采取了错误方针，全部经济生活就会停滞，或受到障碍。这篇演讲收入《任弼时选集》。

　　1955年4月7日

　　刘少奇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张难先复信，强调监督的重要性。信中指出：好的干部如果没有经常的监督可能变坏，因此对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都应实行监督。除了广大人民的监督以外，还必须加强各级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认真实行国家的监督。这封信收入《刘少奇选集》下卷。

　　1957年4月7日

　　刘少奇在听取广东省副省长魏今非等汇报商业、税收工作时，谈话指出：自由市场对我们有利，可以暴露我们的缺点，补充国营商业的不足，方便人民。社会主义搞计划只能搞大的项目，凡我们计划不到的，自由市场就可以钻空子，这可以使我们发现问题，逐渐把计划工作做得周到一些。自由市场开放，可以使经济生活组织得更好一些，计划经济更完善，有多样性。税收不是简单收几个钱的问题，首先是考虑生产，其次是调节人民生活。要由有眼光的人去研究，必须多方面考虑，片面性会出毛病。本月二十七日，他在上海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发表讲话，进一步谈到自由市场问题。讲话指出：要使社会主义经济既有计划性，又有多样性，又有灵活性，就要利用自由市场。一方面自由市场可以补充当前我们社会主义经济的不足，另一方面它可以帮助我们在经济上搞多样性和灵活性。讲话还强调：增加地方和企业的自治权，增加个人经济活动的自由，这也是个体制问题。地方、企业以及个人必须有一定范围的经济活动的自由，没有这个自由，社会主义经济就不可能有多样性和灵活性。二十七日的讲话收入《刘少奇选集》下卷。

　　1990年4月7日 

　　邓小平会见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时提出，中国只有搞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才能稳定和发展。他指出：我们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没有四个现代化，中国在世界上就没有应有的地位。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有凝聚力，才能解决大家的困难，才能避免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如果中国只有一千万人富裕了，十亿多人还是贫困的，那怎么能解决稳定问题？我们是允许存在差别的。像过去那样搞平均主义，也发展不了经济。但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搞共同富裕。我们要的是共同富裕，这样社会就稳定了。社会稳定，才能发展经济。现在，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了，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要注意内地的发展，否则社会稳定不了。中国情况是非常特殊的，即使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先富裕起来了，还有百分之四十九，也就是六亿多人仍处于贫困之中，也不会有稳定。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通，只有搞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一个含义就是共同富裕。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是相互依存的。没有四个坚持，就没有稳定，改革开放也是空的。搞社会主义，也允许各种形式的所有制存在。这篇谈话的一部分以《振兴中华民族》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2013年4月7日

　　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开幕式上强调，共同发展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我们应该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顺应时代潮流，把握正确方向，坚持同舟共济，推动亚洲和世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他指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我们应该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推动亚洲和世界共同发展。第一，勇于变革创新，为促进共同发展提供不竭动力。世间万物，变动不居。要摒弃不合时宜的旧观念，冲破制约发展的旧框框，加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力度，更加注重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国际经济金融体系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机制。亚洲要勇作时代的弄潮儿。第二，同心维护和平，为促进共同发展提供安全保障。和平是人民的永恒期望。和平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没有和平，发展就无从谈起。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该做和平的维护者和促进者，不能这边搭台、那边拆台，而应该相互补台、好戏连台。国际社会应该倡导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理念，使我们的地球村成为共谋发展的大舞台，而不是相互角力的竞技场，更不能为一己之私把一个地区乃至世界搞乱。第三，着力推进合作，为促进共同发展提供有效途径。“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各国要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自身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要加强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推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平衡发展。第四，坚持开放包容，为促进共同发展提供广阔空间。应该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把世界多样性和各国差异性转化为发展活力和动力。要秉持开放精神，推进区域合作。亚洲合作是开放的，亚洲应该欢迎域外国家为本地区稳定和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同时，域外国家也应该尊重亚洲多样性特点和已经形成的合作传统，形成亚洲发展同其他地区发展良性互动、齐头并进的良好态势。

　　1958年

　　4月7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在全国大规模造林的指示》。

　　1995年

　　4月7日 《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并发表题为《向孔繁森同志学习》的社论。14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开展向孔繁森学习活动的通知。

　　1948年4月8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洛阳前线指挥部电。电报指出：关于城市政策，应注意下列各点。（一）极谨慎地清理国民党统治机构，只逮捕其中主要反动分子，不要牵连太广。（二）对于官僚资本要有明确界限，不要将国民党人经营的工商业都叫作官僚资本而加以没收。对于那些查明确实是由国民党中央政府、省政府、县市政府经营的，即完全官办的工商业，应该确定归民主政府接管营业的原则。对于小官僚和地主所办的工商业，则不在没收之列。一切民族资产阶级经营的企业，严禁侵犯。（三）禁止农民团体进城捉拿和斗争地主。（四）入城之初，不要轻易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的口号。在战争时期，能够继续生产，能够不减工时，维持原有工资水平，就是好事。将来是否酌量减少工时增加工资，要依据经济情况即企业是否向上发展来决定。（五）不要忙于组织城市人民进行民主改革和生活改善的斗争。要等市政管理有了头绪，人心已经安定，经过周密调查，弄清情况和筹有妥善解决办法的时候，才可以按情况酌量处理。（六）大城市目前的中心问题是粮食和燃料问题，必须有计划地加以处理。城市一经由我们管理，就必须有计划地逐步解决贫民的生活问题。（七）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必须妥善地予以清理和登记。（八）一切作长期打算。严禁破坏任何公私生产资料和浪费生活资料，禁止大吃大喝，注意节约。（九）市委书记和市长必须委派懂政策有能力的人担任。市委书记和市长应该对所属一切工作人员加以训练，讲明各项城市政策和策略。城市已经属于人民，一切应该以城市由人民自己负责管理的精神为出发点。如果应用对待国民党管理的城市的政策和策略，来对待人民自己管理的城市，那就是完全错误的。这封电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1949年4月8日

　　毛泽东复电李宗仁。电报指出：贵方既然同意以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则根据此八项原则以求具体实现，自不难获得正确之解决。战犯问题，亦是如此。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为标准，在此标准下，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贵我双方亟宜早日成立和平协定。中国共产党甚愿与国内一切爱国分子携手合作，为此项伟大目标而奋斗。

　　1957年4月8日

　　邓小平在西安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提出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关于勤俭建国问题，报告指出：我们在建设方面的指导思想，一是应该面对国家的现实。我们的国家很穷，很困难，任何时候不要忽略这个问题。我们要提倡增产节约，反对贪大贪新。二是应该面对群众的需要。现在有各种观点，追求这个化那个化，连共产主义化也有了，就是缺乏群众观点。对于花很少的钱就可以解决群众需要的问题，甚至有些不花钱也能解决的问题，却注意得不够。关于共产党要接受监督问题，报告指出：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我们应该特别警惕。所谓监督，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是党的监督。第二，是群众监督。第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有了这几个方面的监督，我们就会谨慎一些，我们的消息就会灵通一些，我们的脑子就不会僵死起来，看问题就会少一些片面性。这个报告分两篇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 

　　1980年4月8日

　　邓小平在会见美国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总裁麦克唐纳时，就三机部同道格拉斯公司的合作事宜指出：我们双方在航空工业方面的合作，要从战略上加以考虑，而不仅仅是做生意。会谈结束后，对陪同会见外宾的三机部副部长段子俊说：民用飞机总得在国内自己生产，不能一直向外国买。

　　同日  他在会见马来西亚文化代表团时说：六十年代，我们科学技术水平同国际上比有差距，但不很大，耽误了十一二年后，这个差距就很大了。因为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是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发展的时代。现在我们开始寻求一条好的道路来弥补过去的损失。

　　2018年4月8日

　　习近平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时指出，国际形势近年来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国际上的问题林林总总，归结起来就是要解决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问题。我们需要不断推进和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好这一挑战。中国正在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这五方面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内容。我们追求的发展应该是高质量的发展，衡量标准就是以人民为中心。不论是国内治理、还是全球治理，都要以人民的获得为目标，要不断为民众提供信心和稳定预期。前进的动力要在改革中寻找，要从创新中挖掘。中共十九大和刚刚结束的中国全国两会，改革、开放、创新都是关键词。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中国倡导并推进“一带一路”，目的也是谋求各国发展战略对接，形成共同发展势头，增强对美好未来的信心。 

　　他强调，支持联合国发挥作用，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是中国外交一项基本政策。我们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同时也认为大国要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多边主义的要义是谋求各国协商和合作，首先是大国合作。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我们愿同世界分享中国的发展机遇和经验，但绝不会将自己的道路、模式、理论强加于人。

　　1946年

　　4月8日 中国共产党政协代表王若飞、政协宪草审议委员会代表秦邦宪因国民党推翻政协协议，冒恶劣天气从重庆回延安向党中央报告和请示，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不久前获释的前新四军军长叶挺、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主任邓发等同机罹难。

　　1947年

　　4月8日－5月4日 晋察冀军区主力在正太路举行反攻，歼敌三万五千余人，孤立了石家庄之敌，打通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的联系。

　　1957年

　　4月8日 《人民日报》根据刘少奇3月22日在长沙市中学生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发表题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的社论。社论说，今后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总的趋势将是有更多的小学和中学毕业生不能升学，而城市就业条件有一定限度。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随后，9月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又提出：“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这是国家首次提出“下乡上山”的号召。 

　　1984年

　　4月8日 中国首次成功发射试验通信卫星东方红二号，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掌握卫星通信能力的国家。

　　2009年

　　4月8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上海市和广东省广州、深圳、珠海、东莞4城市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至2011年8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境内地域范围扩大至全国。

　　2018年

　　4月8日至11日 习近平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开放共创繁荣 创新引领未来》的主旨演讲。

　　1946年4月8日，中国共产党政协代表王若飞以及秦邦宪、叶挺、邓发从重庆回延安，因飞机失事罹难。这是任弼时为“四八烈士”题词。

　　1936年4月9日  

　　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张闻天。电报指出：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而应发布告人民书与通电。在此时机发讨蒋令，策略上把我们自己最高的政治旗帜弄模糊了。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在讨日令旗帜下实行讨蒋，这是最便利于实行国内战争与实行讨蒋的政治旗帜，中心口号在停止内战。在这口号之外，同时发布主张内战的讨蒋令，在今天是不适当的。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大题目下，号召全国人民、蒋系官兵一致反对蒋介石接受广田三大原则，反对拦阻红军抗日与捣乱抗日后方。无疑的，日本正在企图用反共统一战线来击破我们的反日统一战线。此时，我们应紧握反日统一战线去击破日本反共的统一战线。因此，我们的基本口号不是讨蒋令，而是抗日令。

　　1938年4月9日  

　　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第三大队开学典礼上讲话。讲话指出：你们在这里学习，可以学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全中国的全中华民族的宗旨——抗日救国。这是我们学校的总的方针。具体地说，你们在这里应当学到以下几样东西：第一，要学到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达到及完成这种政治方向的工作作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灵活的战略战术。有了这三样东西，我们便能够最后战败敌人。第二，要学做干部。单是干部不能战胜敌人，没有干部也不能打败敌人。干部要把成千成万的广大人民变为有组织的队伍，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没有这广大的有组织的队伍是不可能的。你们要把握紧正确的政治方向，经过你们传播这政治方向于广大的人民，教育他们，组织他们。同时你们也要传播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使广大民众都能坚定地不动摇地与任何困难奋斗。你们更要以灵活的战略战术教育广大的民众，使他们都知道而且都会打日本。组织全国人民，训练全国人民，是要靠你们这些干部的。第三，要下定不怕任何艰苦，不怕牺牲，向前迈进的决心。你们要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为建设新中国而永不退缩，勇往直前，要坚决地为全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奋斗到底。第一个决心是要牺牲升官，第二个决心是要牺牲发财，第三更要下一个牺牲自己生命的最后的决心。 

　　1947年4月9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暂时放弃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通知。通知指出：国民党采取召开伪国大、宣布国共破裂、进攻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等项步骤，丝毫不是表示国民党统治的强有力，而是表示国民党统治的危机业已异常深刻化。其进攻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还为着妄图首先解决西北问题，割断我党右臂，并且驱逐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出西北，然后调动兵力进攻华北，达到其各个击破之目的。在上述情况下，中央决定：一、必须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而此项目的是完全能够实现的。二、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必须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此区地形险要，群众条件好，回旋地区大，安全方面完全有保障。三、为着工作上的便利，以刘少奇同志为书记，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之工作。这个通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是《中共中央关于暂时放弃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两个文件》之二。

　　1986年4月9日

　　邓小平在会见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时指出：南北问题不仅是落后国家的发展问题，实际上是整个人类的发展问题。现在贫穷的国家太多了。如果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发展中国家永远处于落后状态，发达国家的进一步发展也会受到限制。因此，不解决南北问题，人类的发展将遇到困难，这将是一个全球性和长期性的问题。 

　　1999年4月9日

　　江泽民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指出：我曾经讲过，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创新也是军队进步的灵魂，一支没有创新能力的军队，难以立于不败之地。军事领域是对抗和竞争最为激烈，因而也必然是创造多于模仿、创新最为迅速的领域。“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世界上找不出两场完全相同的战争，一味机械地模仿只能导致失败。创新对夺取军事上的主动权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未来的高技术战争，战局极其复杂，变化异常迅速，指挥员创造性地制定战略战术，灵活应变，是制胜的关键要素之一。我军要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必须大胆创新。我们培养的军事人才，必须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能够敏锐地发现问题、正确地分析问题和创造性地解决问题。他说：打赢未来可能发生的高技术局部战争，既要依靠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更要依靠具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现代军事技能、思想上政治上过得硬的高素质的军事人才。武器装备我们要加紧搞上去，人才培养也要加紧进行。现在，军队作战需要的知识和技术高度密集。在未来的信息化战场上，知识将成为战斗力的主导因素，敌我双方的较量将更突出地表现为高素质人才的较量。努力培养和造就大批高素质的新型军事人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十分紧迫的历史任务。

　　1936年

　　4月9日 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到东北军驻地肤施（即延安）同张学良举行会谈。张学良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并提出争取蒋介石抗日的意见。双方还商定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派代表等事项。此后，中国共产党与第十七路军也建立了比较牢固的关系。

　　1961年

　　4月9日 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精简干部和安排劳动力五人小组《关于调整农村劳动力和精简下放职工问题的报告》。到1963年6月，全国共精简职工1887万人，减少城镇人口2600万人。

　　2004年

　　4月9日－13日 胡锦涛赴陕西就推进西部大开发和进一步解决好“三农”问题等进行调研。考察期间，他强调，推进西部大开发，必须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努力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路子。

　　1936年4月9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举行会谈，达成联合抗日协议。图为会谈地点。

　　1923年4月10日   

　　毛泽东在《新时代》创刊号发表《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文章指出：现在国内存在三派势力：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的军阀派。今后中国政治的形势将成为以下情况：一方是最急进的共产派和缓进的研究系、知识派、商人派（非革命的民主派），为了推倒共同敌人与国民党合作，成功一个大的民主派；一方就是反动的军阀派。中国政治的结局是民主派战胜军阀派，但目前及最近之将来一个期内，中国必仍然是军阀的天下。其原因，一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二是中国的社会经济最便利于军阀的统治。文章还指出：这个期内是外力和军阀勾结为恶，是必然成功一种极反动极混乱的政治的。但政治愈反动愈混乱的结果，是必然要激起全国国民的革命观念，国民的组织能力也会要一天进步一天。也就是说，更反动更混乱的政治，是和平统一的来源，是革命的生母，是民主独立的圣药。大家不可不知道。

　　这篇文章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1934年4月10日  

　　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所得结果基础上，综合其他乡苏维埃工作经验，写《乡苏怎样工作？》一文，以指导乡苏维埃政权建设。文章指出：改善乡苏工作的方向，应该朝着最能够接近广大群众，最能够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最能够动员群众执行苏维埃任务，并且最能够争取任务完成的速度，使苏维埃工作与革命战争、群众生活的需要完全配合起来，这是苏维埃工作的原则。文章阐述了许多重要的工作方法，包括要懂得抓紧每一时期的中心工作，不应该只忙一些零碎事务，把中心工作丢掉了；要根据各村的情形和特点去推动工作，解决各村群众的困难问题；要废除一切强迫命令的方法；只有决定，没有检查，就是官僚主义的领导，它同强迫命令主义是一样有害的。

　　这篇文章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1948年4月10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东局转许世友、谭震林、谢有法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前委电。电报强调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指出：中央不止一次地向各地各军领导同志指出，中央的一切政策必须无保留地执行，不能允许不得中央同意由任何下级机关自由修改。我们这样做是完全合乎中国革命形势的要求的。中国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我党已经处在夺取全国政权的直接的道路上，这一形势要求我们全党全军首先在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及策略方面，在军事上的战略及重大战役方面的完全统一，经济上及政府行政上在几个大的区域内的统一，然后按照革命形势的发展进一步地考虑在军队的编制和供应上，在战役行动的互相配合上，以及在经济上在政府行政上（那时须建立中央政府）作更大的统一。总之，革命形势要求我党缩小（不是废除）各地方各兵团的自治权，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而在各地区和各部分则统一于受中央委托的领导机关。各地领导同志必须迅速完成在这方面的一切必要的精神准备和组织准备。

　　1956年4月10日 

　　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在讨论国家计委《关于一九五六年基本建设计划安排和要求增加部分投资的补充报告》时，讲话指出：搞计划必须注意实事求是。生产是中心，三大改造也要以生产来推动。一切都要靠生产，生产是主要的环节。搞生产就要联系到平衡，一定要为平衡而奋斗。数量上平衡以后，还有品种和时间上的平衡问题。

　　陈云在会上讲话指出：订计划应该遵循按比例发展的原则，基建和生产的比例是最重要的。如果基建规模超过生产发展，就会出问题。以后订计划应该首先进行物资平衡，然后再进行财力平衡。另外，大规模的建设，必须要有储备，特别是木料、钢材、水泥等的储备。否则，建设中碰到问题就无法解决。

　　1974年4月10日

　　邓小平在联大特别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发言，详细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发言指出：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这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

　　发言强调，原料和发展问题的实质，就是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掠夺和控制的问题。这是当前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反殖、反帝、反霸斗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第三世界国家要发展自己的经济，首要的前提是维护政治独立。没有政治独立，就不可能获得经济独立；而没有经济独立，一个国家的独立就是不完全、不巩固的。第三世界国家强烈要求改变目前极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中国政府和人民热烈赞同并坚决支持他们提出的一切正义主张。

　　发言还提出了中国政府的六项主张：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都应当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反对任何国家违背这些原则，在任何地区建立霸权和势力范围；各国的事务应当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国家不论大小，不论贫富，应该一律平等，国际经济事务应该由世界各国共同来管，而不应当由一、两个超级大国来垄断；国际贸易应当建立在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原则基础上；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应当严格尊重受授国的主权，不附带任何政治、军事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或借机牟取暴利；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必须实用、有效、廉价、方便。

　　1980年4月10日 

　　邓小平在会见日中青年研修协会友好访华团和日本东京青年会议所访华团时说：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要发现、培养和使用人才。日本企业中百分之九十是中小企业，我们中小企业也是大量的。我们搞四个现代化需要学习日本，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日本中小企业的经验会对我们有帮助。中国过去学习苏联的企业管理方法，许多企业追求大而全。现在，有些地方搞试验，把一个厂分成几个厂，搞专业化。凡是这样做的都见效了。中国要搞四个现代化，需要努力争取一个和平的环境，尽可能延缓战争爆发的时间。从全球范围来说，中日关系搞好，是件大事，是重要的稳定因素之一。中日两国人民有两千多年的交往历史。中日两国友好不仅对两国人民有利，而且有利于亚洲、太平洋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希望两国青年、儿童懂得中日友好的重要性，把两国友好事业一代一代传下去。

　　1981年4月10日 

　　邓小平在会见瑞典首相费尔丁时说：中国一贯的目标就是争取和平。中国很穷，最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因此，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政策也是从我们自己的实际需要出发的。各国人民要联合起来，对付霸权主义。实现和平的手段，就是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只有这样才能争取更长时间的和平。

　　2002年4月10日

　　江泽民访问德国期间在德国外交政策协会发表演讲，阐述了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正确途径。他指出：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上发生的一系列突发事件，标志着国际局势正在发生冷战结束以后最为深刻的变化，需要各国人民冷静思考、认真应对。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正确途径是：顺应时代潮流和各国人民的意愿，因势利导，积极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各国政府和人民应该在以下方面共同作出努力：积极推动世界走向多极化，尊重各国和各国人民的意愿和利益。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凝聚各国人民的力量解决面临的突出问题。尊重世界多样性，保证各国和睦相处、相互尊重。正确引导经济全球化，促进各国实现共同发展。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努力营造长期稳定的和平国际环境。这篇讲话的主要部分以《共同创造一个和平繁荣的新世纪》为题，收入《江泽民文选》第三卷。

　　2018年4月10日

　　习近平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强调各国要顺应时代潮流，坚持开放共赢，勇于变革创新，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不断迈进；中国将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继续推出扩大开放新的重大举措，同亚洲和世界各国一道，共创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他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当今世界，和平合作的潮流滚滚向前，开放融通的潮流滚滚向前，变革创新的潮流滚滚向前。各国人民应该同心协力、携手前行，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创和平、安宁、繁荣、开放、美丽的亚洲和世界。他强调，面向未来，我们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努力实现持久和平；要对话协商、共担责任，实现普遍安全和共同安全；要同舟共济、合作共赢，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要兼容并蓄、和而不同，使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的纽带；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1938年

　　4月10日 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成立，毛泽东出席成立大会并讲话。他说：“要在民族解放的大时代去发展广大的艺术运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指导下，实现文学艺术在今天的中国的使命和作用。”鲁迅艺术学院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为培养抗战文艺干部和文艺工作者而创办的一所综合性文学艺术学校，1940年后更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鲁艺的教育方针是：团结与培养文学艺术的专门人才，致力于新民主主义的文学艺术事业。在延安七年半的时间里，鲁艺开办了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系，培养了大批人才。鲁艺还创作了诸如《白毛女》、《南泥湾》、《黄河大合唱》等一大批极富影响力的作品，活跃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文化生活，振奋了中国军民的抗战热情，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并对中国现代文学艺术产生了影响。

　　1971年

　　4月10日 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乒乓外交拉开序幕。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对中国采取封锁、孤立政策，两国民间交往也完全隔绝。1969年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后，为了摆脱越南战争的困境，改变当时苏攻美守的战略态势，谋求发展对华关系，先后托巴基斯坦总统和罗马尼亚总统向中国领导人传话，希望派特使秘密访华。中国方面很快作出回应，之后两国关系开始松动。1971年春，正当两国领导人通过巴基斯坦秘密渠道酝酿美国领导人访华的时候，毛泽东抓住3月底4月初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时机，作出决策，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以中美人民之间的交往作为打开两国官方关系的序幕。1971年4月10日，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和一小批美国新闻记者抵达北京，这就是当时被誉为“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中美两国乒乓球队的友好往来，以出人意料的方式促进了中美关系的发展和世界形势的变化。

　　1977年

　　4月10日 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这封信。

　　1995年

　　4月10日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陈云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岁。

　　2014年

　　4月10日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贯彻落实军委主席负责制建立和完善相关工作机制的意见》。2017年11月2日，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的意见》。

　　2015年

　　4月10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方案》。从4月底开始，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不分批次、不划阶段、不设环节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着力解决“不严不实”问题。

　　1974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言。

　　1944年4月11日 

　　谭政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报告。这篇报告是在毛泽东的提议与主持下由谭政起草的。当时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正在从政治工作的方向、制度、作风对部队进行全面的检查。初稿写出后，毛泽东作了修改，加写三千字左右，主要阐述共产党的军队与其他军队的原则区别，指出：中国共产党从它参加与领导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以来，从它参加与领导为这个民族民主革命而战的革命军队以来，就创设了并发展了军队中的革命的政治工作。这种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是以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教育军队，是以人民革命的精神教育军队，使革命军队内部趋于一致，使革命军队与革命人民、革命政府趋于一致，使革命军队完全服从革命政党的政治领导，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并进行瓦解敌军、协和友军的工作，达到团结自己，战胜敌人，解放民族，解放人民的目的，这就是我们的军队和其他军队的原则区别。我们说，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就是指的这个意思。如果我们的军队没有共产党领导，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军事工作与革命的政治工作，那是不能设想的。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而如果没有这种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军队，就不可能是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之所以能够如此英勇坚持，艰苦奋斗，再接再厉，百折不回，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二十日，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联合发出关于学习谭政《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报告的通知，指出：这个报告是八路军、新四军政治工作问题的全面总结，不但特殊地解决了军队政治工作问题，而且也一般地解决了我党历史经验、领导方法与工作作风上的许多问题，为全党干部所应注意。

　　1950年4月11日 

　　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讲话。讲话指出：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是巩固革命胜利的两个基本条件。这次缔结的中苏条约和协定，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

　　2018年4月11日 

　　习近平同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的中外企业家代表座谈。他强调，我们对中国经济的前景是乐观的。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中国现在的大方向就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我们走的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坚持改革开放的道路。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我们要加满油、把稳舵、鼓足劲，付出异乎寻常的努力，推动新时代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中国的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我们要扩大对外开放不停步，我们改革的步伐不会停歇，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我们要让制度更加成熟定型，让发展更有质量，让治理更有水平，让人民更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我们要坚定不移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亚洲和世界发展作出中国贡献，欢迎搭乘中国经济快车，分享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成果。中国将为国内外企业家投资创业营造更加宽松有序的环境。希望各国企业家在中国改革开放新征程中施展更大作为，得到更大发展。他指出，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让中国的改革发展造福人类，推动实现共赢共享发展。“一带一路”倡议一切都在阳光下运行。我们不搞小圈子，也不搞强买强卖。我们正在推动制定东亚经济共同体蓝图，共同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

　　2018年4月11日 

　　习近平在集体会见博鳌亚洲论坛现任和候任理事时指出，中国改革开放40年经验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发展也需要中国。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实现自身发展，创造了中国奇迹，同时又通过自身发展为世界进步贡献力量。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开放战略，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将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同周边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更加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更加有效同各国携手应对挑战；将把自己前途命运同世界人民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不仅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也要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进一步扩展合作格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将继续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使“一带一路”惠及更多国家和人民。他强调，中国作为博鳌亚洲论坛东道国，将为论坛提供更广阔发展空间，也希望论坛继续关注和支持中国发展，为推动中国和世界共同繁荣发挥积极作用。

　　1940年

　　4月11日－26日 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山西省黎城召开太行、太岳、冀南等抗日根据地领导参加的高级干部会议（称黎城会议）。会议根据中央指示和华北敌后的形势，提出巩固根据地的建党、建军、建政三大任务。

　　1949年

　　4月11日－18日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他指出：“目前时局的特点，就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力量已经在基本上被人民的力量所打垮，不管是用和平的方式或用战争的方式，都不需要很久的时间，人民解放军就可以在全中国取得胜利。”大会通过了团的章程，选出了团的第一届中央委员会。冯文彬当选为团中央书记。 

　　1955年

　　4月11日 “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亚非会议即将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中国代表团包租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于4月11日飞离香港后中途爆炸坠毁，机上中国和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和随同前往的中外记者11人全部遇难。事后查明，这是台湾特务机关针对亚非会议，以周恩来为目标制造的一起政治谋杀案。周恩来因应邀访问缅甸，并未搭乘这一包机。中国政府一方面对这一破坏活动给以揭露和谴责，另一方面表示要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亚非团结的精神，反击帝国主义的挑战，确保亚非会议的胜利召开。 

　　2018年

　　4月1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赋予海南经济特区改革开放新使命，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949年4月11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图为大会会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