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这个小县城，竭尽所有支持了交大……

1939年2月8日，经校友帮助，全校师生抵达贵州平越（今福泉县）。20日正式复课。

抗战八年，在强敌入侵、国土沦陷、民族危亡的恶劣环境中，学校经过颠沛流离，死而复生，克服种种困难，坚持逐年招生，办学薪火绵延不辍。平越六年，广大师生没有虚度光阴，救国不忘读书，为祖国铁路事业的振兴而发奋。

平越是湘黔、黔桂两条公路干线的交叉点，交叉点的站名为马场坪。平越县城距马场坪以北18里。平越县城很小，南北长仅一公里，东西不过半公里。有东西南北四门，南北向直街一条，短的横街也不过三四条，居民不过四五千人。

平、唐两院陆续迁至平越，学生人数已达四五百人，加上教职工及家属近600人。这样多的人，校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幸好平越在清朝是一个州府，遗有很多旧官舍与考棚，还有规模宏大的州孔庙。这些建筑正好可以为办学所利用。

学校的办公室、教室完全借用孔庙的建筑群。大成殿用作大礼堂，可容纳六七百人。男生宿舍利用一个大棚，分为两部分，命名一为“天佑斋”(以中国著名工程师詹天佑命名)，一为“鸿哲斋”(以唐院院长孙鸿哲命名)。两斋前后联为一体。下课从孔庙出来，进入两斋前门，直通后门出去，中间是一排排小房间，便是男生宿舍，每室6至8人。走出后门便是女生住宿的“木兰斋”(以女民族英雄花木兰命名)。木兰斋是一个独门出入的小院，但有的房间与“鸿哲斋”连在一起，两个寝室共用一个屋顶，中间用墙隔为两部分。后学生逐年增加，又加盖了一些平房，并允许学生在校外租用民房，以补校舍之不足。

▲办学条件艰苦更需要严格的管理，旷课计点表就是一个缩影

在平越读书，生活很是清苦。从沦陷区来的同学，没有经济来源，仅靠每人每月六元的贷金维持。伙食上，第一年菜多肉少，第二年除月底加菜外平日只见油渣，到后来每人一菜，只是几片带毛的青菜和豆腐，油水都很难见到。衣服只有一套，冬天是棉衣，夏天将棉絮拆掉变成单衣。足登草鞋，补丁加补丁的士蓝粗布长衫，是当时平越学人的一道风景。晚间自习，几人合用一盏桐油灯，小火苗闪闪烁烁，亮度很低。记笔记没有像样的本子，用土纸钉册，毛边纸就算高级的了。墨水缺乏，用墨水粉，甚至用土墨水。课本紧张，大部分靠笔记，有的课本高年级同学用完转售给低年级同学用。尽管校舍如此简陋，生活如此艰苦，但教学上丝毫不放松。教师倾心而教，学生尽力而学。由于课程繁重，宿舍里终夜灯光不熄。

原铁道管理系分车务、财务两门（相当于两个专业）。到平越后，即按两个专业开设选修课，让学生自由选修。铁道管理系四年共开课40门，与抗战前没有多大区别，课程毫不削减，坚持保证教学质量。因为迁校占用了很多时间，学校决定寒、暑假不放假以弥补学时之不足。校舍虽然简陋，但为保证教学，学校千方百计建立了图书馆。平越县城西南角有一处高10余米的台地，名曰“福泉山”，图书馆就设在福泉山麓，有一万余册图书。很多书籍是由各地校友募捐而来，有的校友慷慨解囊，既捐书又捐款，充实了馆藏。两院教师克服种种困难来到平越，继续任教。另外，学校还向各校聘请一些知名教师。平越时期，教师已达40余位，其中两院均有多位著名教授。如平院的胡立猷、许炳汉、许靖、王芳荃、刘炽晶、程开骝、杜湘、曹丽顺等教授。

平、唐两院老师对考试判分之严，学生代代传闻。新入学的同学无不为之凛然而惧。要合格过关得下苦功，更不用说得高分了。每学期考试都逐班按注册号码公布每人各科考分，不及格标红字，须补考。补考仍不合格的，该课程重读，跟下一班同学上课。严格的考试，起着严厉的督促作用，在学生中形成了用功好学的风气。

平、唐两院治学严谨的优良传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偏僻的山村，生活极度困难的条件下，得以继承和发扬，学校的教学质量在社会上产生良好声誉，吸引了很多优秀青年前往求学。抗战前，交大是单独招生，“七七”事变前夕学校改属教育部，参加教育部组织的统一招考。1944届校友邵子芬在香港考区1500多考生中，以第六名录取，但到管理系报到，在录取的28名中才名列第七。

平越时期，正当对日抗战最艰苦的阶段，对外交通线都被日本人封锁了，而内部交通也是处处受阻，物资供应，已降到最低限度。但是学校的学术活动仍然很活跃，学术空气十分浓厚。平时经常举办学术讲座，如时任铁道部参事的金士宣博士等曾专程从重庆来学校作专题报告。校内成立了土木工程学会、矿冶工程学会、铁道管理学会。铁道管理系原在北平铁道管理学院时就有学会组织。1941年在平越时成立铁道管理学会，开展学术活动，并办有壁报。1944年9月铁道管理学会改组成为中国运输学会平越分会，主要活动内容为：开展车站房屋设计、车站轨道设计、战后铁路运输之组织、战后铁路路网规划、铁路装卸设备等方面的讨论。分会还办有《运输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