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先锋 榜样引领 （十二）

第十二期

“无一位同志被捕，数部秘密电台无一被敌特侦破。”这是1949年5月，中共中央情报部致吴克坚情报系统嘉奖电报的电文。在异常严酷的地下战场，这样的“神迹”是怎么创造的？

突破，法国《救国时报》发行国内 

吴克坚，湖南平江人，1924年冬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4月，吴克坚受党委派，赴法国巴黎协助吴玉章筹办《救国时报》，并担任总经理。

《救国时报》是中国共产党在海外创办的第一份从事抗日宣传的机关报，1935年12月9日创刊，前身是《救国报》。报社编辑部设在莫斯科，由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领导。印刷所和发行部设在巴黎。

《救国时报》经常刊载中共中央文件和毛泽东等人的著作，报道国内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情况等。在吴玉章和吴克坚的努力下，《救国时报》“成为当时国内外同胞特别是进步青年很喜读的报刊之一”。

然而，一切进步的报纸、杂志都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打压范围之内，扣押、查封之类的手段屡见不鲜。要完成在国内发行的任务，就必须突破国民党反动派的新闻封锁。这个重任落在了吴克坚的身上。

吴克坚着手构筑了一条输送报纸的完整线路。首先，递送报纸的目标选择在有代表性的单位和有名望的人物身上，使国民党反动派有所顾忌；其次，将报纸夹在法国出版的报纸、书籍、画报中间，向国内邮递，利用外国合法刊物掩护，减少被国民党特务翻查的几率。在吴克坚的谨慎设计下，《救国时报》一度在国内发行万余份。

《救国时报》的成效得到了党的认可。1937年，吴克坚向党组织提出，在“七七事变”硝烟未散、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紧要关头，立即回国投身抗战。

握紧，刺向敌人咽喉的“匕首” 

1938年2月，吴克坚经党组织批准，由香港中转，回归故土，再挑重担。

此前，他已经与国民党反动派面对面地较量过。20世纪20年代末，吴克坚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从事秘密情报工作，在中央特科先后任交通员、第三科红队队员、秘书。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他协助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迅速转移，为掩护和营救同志作出重要贡献。

这次，党组织交给他的重任是：与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处的沈安娜、打入军委会参事室与CC系特种经济调查处的史永进行单线联系。这两名情报员都身居国民党反动派“核心要害”的位置，沈安娜更是在国民党中央党、政、军、特的高层会议上担任速记。凡是蒋介石主持的会议，沈安娜是速记的不二人选。

通过何以端进行联络，吴克坚指示沈安娜、华明之夫妇重点搜集军事情报和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情报，尤其是各派系主要头目的政治态度和主张，以便能够利用矛盾，分化瓦解敌人，集中力量打击顽固派。

沈安娜从各种高层会议中，搜集到了蒋介石的内部讲话和何应钦、白崇禧、陈诚等军政要人的军事报告以及内部派系的情报，陆续送交党组织。通过沈安娜、郭春涛以及打入国民党海军系统的胡征庆等，吴克坚系统搜集的军事情报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

如果说沈安娜是抵在国民党反动派咽喉上的一柄匕首，那么吴克坚就是握紧这柄匕首的人。

斗智，为“江南一叶”鸣冤 

1938至1945年期间，吴克坚的公开身份是《新华日报》总编辑。他以笔为刀，在《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共发表各类社论、评论、理论文章近100篇。

1941年1月17日，皖南事变后，蒋介石反诬新四军是“叛军”，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声称要将叶挺交付“军法审判”。而《新华日报》已经写好的反击报道和评论，全部被早有准备的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检扣。平时坐等报社送稿上门的新闻检查官，这天一反常态地带了一班人赶到报社坐等，一定要审查了第二天出版的报纸大样才走。

怎么办？在周恩来指示下，他们先把被检扣后空出的两块地方用别的消息补上，印好几张报纸送检。在送走新闻检查官之后，吴克坚立刻将周恩来的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和“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报道填补在预留好的空白处，安排制版印刷。同时组织发行人员，抢在次日各大报发行之前送到读者手中。

第二天，当国民党当局发觉时，大量《新华日报》已冲破国民党军警宪特的封锁，传遍了山城大街小巷。周恩来的题词和挽诗，与同天重庆各种报纸上刊登的国民政府军委会发布的所谓“通令”及发言人“谈话”，形成鲜明对照，就连毛泽东在延安看到《新华日报》后，也致电周恩来称，“报纸题字亦看到，为之神往。

 暗战，促“两航”北飞起义 

1945年10月，在党的指示下，吴克坚结束了《新华日报》的“明争”使命，重回“暗战”舞台，担任南方局情报部副部长。

1946年夏，吴克坚抵达上海，在外滩租了一个写字间，“白手起家”。1946年至1949年，他在上海、南京、长沙、福州建立了9部秘密电台。从1947年1月到1949年6月，仅上海4部秘密电台就发出电报977份之多。同时，吴克坚组建了覆盖整个南京、上海、杭州地区的情报通讯网，发展情报关系最多时达1500余人。

但党中央又来了新任务：掌握空中航线，决不可任由国民党反动派在撤离大陆前将其摧毁。“两航”，即“中国航空公司”（简称“中航”）和“中央航空公司”（简称“央航”）必须完整回到人民手中。

“中航”和“央航”是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中国仅有的两家航空公司，共有飞机近百架。1949年春，“两航”的大量资金设备、技术人员已转移至香港。

1949年三四月间，吴克坚通过“央航”副总经理查夷平介绍，与“央航”总经理陈卓林和业务主任邓士章见面。6月，在吴克坚情报系统的协助下，潘汉年情报系统在香港的情报人员朱汉明，与“中航”内的3名地下党员取得了联系。吴克坚又向周恩来推荐了秘密党员吕明，以加强对起义工作的领导。吕明曾在美国空军实习，“中航”总经理刘敬宜是他实习时的教官。

1949年8月24日，吕明、查夷平到达香港，与港澳工委和香港地下党取得联系，成立起义工作核心小组。经过多方谨慎细致的工作，1949年11月9日，“两航”员工在香港宣布起义，参与北飞起义的12架飞机（“中航”10架、“央航”2架）运载着100多名爱国员工，从香港返回祖国大陆。

“两航”起义归来的大批技术业务人员，成为新中国民航事业建设中一支主要技术业务骨干力量，撑起了新中国民航的天空。

许建国，原名杜理卿，1903年9月出生于湖北黄陂县，1922年入党，是红军早期保卫工作的开拓者之一。他在锄奸保卫和情报工作战线上立下了卓越功勋，是一位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隐蔽战线指挥员。

以边区为基点，派出数百名情报人员

抗日战争初期，许建国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副处长，1938年任中央保卫委员会委员、保卫部部长，在同年10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部队、地方、白区的保卫工作和情报工作》的发言。1939年3月，他率领中央社会部考察组由延安到晋察冀边区，建立了北方分局社会部并任部长。

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不仅威慑华北敌人占领的各大中城市，而且是西北屏障和支援东北、华中的基地。许建国遵循党中央的战略部署，着眼全局，以晋察冀边区为基点，把数百名情报工作人员派往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以及上海、南京、沈阳、哈尔滨、长春、大连等广大地区，组织联络当地的秘密党员、进步青年、抗日爱国人士等，渗透到敌人的军、政、警、特内部，形成了一支数以千计的地下尖兵队伍，获取了大量战略、战术情报。

在北平活动的我党地下情报组织，在国民党中间势力的代表人物、民主党派人士、学者、名流以及国际友人中建立了广泛深入的联系，并打入华北敌伪上层组织和新闻单位，洞察敌伪之间、伪组织上层人物之间的矛盾，获得了许多重要军政情报。

在东北活动的我党地下情报组织，是由一批爱国进步的留日学生组成。他们多是伪满中上层人物的子弟，具有优越的掩护条件，分别在伪满军、政、警、宪等要害部门任职。其获得的包括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战略部署和伪满陆、海、空三军的兵力部署、作战能力以及军警特联防、防谍、镇压我东北抗日游击队的措施等大量情报，对配合我军作战以及后来配合苏军歼灭日本关东军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加强领导，许建国曾先后派遣得力干部潜往沈阳等地进行联系和指导工作。原先，我党对东北情况了解不多。情报工作局面打开后，毛泽东高兴地说：“东北并非铁板一块，国防线（指伪满边界）是可以突破的，伪满工作大有可为。”

在上海活动的我党地下情报组织，同样表现出色。1946年国共谈判破裂后，他们得悉国民党特务准备以撞车手段暗害周恩来的行动计划后，连夜赶到周公馆报了警，及时保护了周恩来的安全。他们还打入了汪伪组织的心脏，取得了汪精卫、陈公博的信任，直接从汪精卫那里获取了极为重要的情报，为党中央揭露日本与汪精卫密约提供了第一手情报。

上海地下情报组织还以平津沪工商界经委会为桥梁，团结民族工商业者、医生、教授以及海外华侨等进步力量，在青岛、济南和海外先后建立情报网点，在搜集情报、采购物资、募集款项、输送人才、支援战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未雨绸缪，布局解放战争情报战

抗日战争后期，许建国根据党中央关于加强城市工作、准备战略反攻的指示，以及从敌特手中获得的蒋介石在日投降后决心消除异己、准备内战的反共文件，提前在对敌隐蔽斗争方面做了新的部署。在国民党保定绥靖公署和华北“剿总”的机要、作战部门中构建了内线力量，基本上掌握了国民党在华北的军事态势。

1947年10月，我党北平、石家庄情报小组同时获悉蒋介石密令国民党第三军由石家庄撤守保定的情报，迅即报告了我军区司令部。党中央根据这些准确情报，决定发起著名的清风店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1.7万余人，生俘国民党第三军军长罗厉戎等官兵1.1万余人，击落击伤敌机各一架。接着，又根据我情报人员提供的情报和建议，乘隙一举攻克石家庄，使晋察冀和晋冀豫鲁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

1948年秋天，国民党九十四军3个师、新二军2个师，由空军配合，企图偷袭石家庄和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我情报人员获得敌人的作战命令后，因秘密电台发生故障，便由地下交通员将全文背熟，一天内赶到解放区，向党中央作了报告，党中央从其他渠道也得到了同样情报。毛泽东亲自撰写了3篇新华社电讯稿《蒋傅匪军妄图突击石家庄，我军严阵以待，决予歼敌》《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击蒋傅进扰》《评蒋军傅匪梦想偷袭石家庄》，通过新华广播电台，揭露了敌人的阴谋，延缓和挫败了敌人的行动。

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事后惊叹：“中共地下工作组织的深入、机敏和细致达到神化莫测的地步。”聂荣臻则称赞：“我们的情报组织抵得上十万兵马！”

在抗日战争的战场上，驰骋着一支以回族青年为主力的回民支队，他们所向披靡，让敌人闻风丧胆，被毛泽东誉为“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这支英雄部队的司令员就是马本斋。

马本斋，1902年出生于河北省献县东辛庄的一个回族农民家庭。早年投身奉军当兵，凭借过人的胆识和战功，被提拔为团长。“九一八”事变后，他不满国民党当局的反动政策，离部回乡。日军侵占东辛庄，马本斋挺身而出，举起抗日旗帜，组织回民抗日义勇队。

1938年，马本斋率队参加八路军，所部改编为冀中军区回民教导总队，马本斋任总队长。同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入党志愿书上写道：“我决心为回回民族的解放奋斗到底，而回回民族的解放，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这不仅是他寻求民族解放道路的总结，也表达了众多回民的心声。

入党以后，马本斋对自己要求更加严格。在他的带领下，改编后的回民支队战斗力不断提高，队伍迅速发展到2000多人，战士们斗志昂扬、勇于献身，成为冀中野战化较早的一支能征善战的精锐部队。

1940年初，马本斋奉冀中军区命令，率回民支队赴深县南部开展对敌斗争，巩固抗日根据地。1941年1月，马本斋又率回民支队进入大清河畔，转战白洋淀，6月，转移到无极、定县一带开展大规模交通破袭战，粉碎敌人的大“扫荡”。7月，回民支队参加青（县）大（城）战役。马本斋机智勇敢，善于用兵，采用“磨盘战术”“牛刀子钻心战术”，不断重创敌人。一年多时间，回民支队由南向北，由西向东，千里驰骋，屡立战功，被冀中军区誉为“攻无不克，无坚不摧，打不烂、拖不垮的铁军”。

敌人对马本斋恨之入骨，为了迫使其投降，将其母亲抓走。马母坚决不肯去劝降，在狱中绝食而亡。马本斋得知后，悲痛万分，奋笔疾书：“伟大母亲，虽死犹生，儿承母志，继续斗争！”

劝降不成，敌人又企图用谣言来瓦解回民支队。他们四处散布谣言，挑拨离间，制造回汉之间的纠纷。对此，马本斋经常给战士们上思想政治课，教育大家回族和汉族谁也离不开谁，要跟着共产党团结抗日。在他的教育下，部队里回汉同志之间的友谊更加深厚，大大提高了凝聚力和战斗力。

1937年至1944年间，回民支队转战于冀中平原和冀鲁豫边区，经历大小战斗870余次，消灭日伪军36000余人，攻克敌人的碉堡、据点和破坏敌人的铁路、桥梁数百处，缴获大批枪炮、弹药、战马和军用物资，创造了辉煌的战绩。

在长期艰苦卓绝的战斗生活中，马本斋积劳成疾，加之缺医少药，未能及时治疗，病情迅速恶化。1944年1月，在回民支队奉命开赴延安前，他抱病为部队作了最后一次动员报告，叮嘱同志们：“要跟着党，跟着毛主席，抗战到底！”同年2月7日，马本斋病逝于冀鲁豫军区后方医院，终年42岁。

1944年3月17日，延安各界隆重举行马本斋追悼大会。毛泽东赠挽：“马本斋同志不死！”周恩来赠挽：“民族英雄，吾党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