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微课堂|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

战略相持到来后的局势

和党的方针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全民族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战略相持阶段到来后，日本侵略者在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调整侵华策略，逐渐将主要兵力用于打击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对国民政府，从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在占领区内，加紧扶植傀儡政权，建立和发展汉奸组织。

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内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1938年12月，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亲日派公开投降，并开始拼凑伪中央政权。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集团虽然继续抗日，但态度日趋消极，反共倾向明显增长。各地接连发生袭击、杀害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的反共摩擦事件。团结抗战的局面出现严重危机。

中国共产党正确分析相持阶段到来后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1939年7月7日，党中央发出《为抗日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旗帜鲜明地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在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党举起了团结抗战到底的鲜明旗帜。

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

和百团大战

在战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肩负起抗击日本侵略军的主要责任，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成为主要的对日作战方式。

日军对抗日根据地“扫荡”的重点是华北地区。1939年春，日本华北方面军制定了“治安肃正计划”，实行军事、经济、文化、特务一体的“总力战”。在1939年和1940年的两年中，仅华北地区日军出动千人以上的大规模“扫荡”就有109次，使用兵力总计在50万人以上。

根据“巩固华北”的战略方针，八路军在华北依靠广大群众，坚持山地游击战争，发展平原游击战争，1939年11月上旬，晋察冀部队在第一二零师的配合下进行黄土岭伏击战，击毙日本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所谓“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新中华报》发表短评：“抗战以来，敌军中将指挥官，在战场上被我击毙者，此还算是第一次。真值得我们兴奋！”

为了贯彻“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1939年2月，周恩来受党中央委托，到皖南同新四军领导人商定：新四军的战略任务是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此后，新四军和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有了较大发展。1940年5月，党中央派八路军一部1.2万人南下，同新四军一起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

在华南，广州失陷后，中共广东党组织积极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东江抗日游击根据地和东江纵队。长期战斗在海南岛的红军游击队开展抗日游击站，后来发展为琼崖纵队。

在东北，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长期坚持在白山黑水之间，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成为全国抗战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在这一时期，日本侵略者对东北抗日联军展开持续残酷的军事“讨伐”。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东北抗日联军不屈不挠地坚持斗争。1938年10月，冷云等东北抗联等8名女战士陷入敌人包围后，投入冰冷的乌斯浑河，英勇殉国。1940年2月，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杨靖宇在蒙江县（今靖宇县）境内陷入日军“讨伐”队重围，冒着零下40度的严寒，同倍数于己的敌人浴血奋战，最后只身一人，坚持战斗，直至壮烈牺牲。残忍的敌人刨开他的腹部，发现在他的胃里竟没有一粒粮食，有的只是枯草、树皮和棉絮。

从1938年冬到1940年的两年多时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牵制和抗击了大量侵华日军，人民抗日力量在战斗中成长壮大起来。到1940年底，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部队发展到50万人（东北抗日联军未计算在内），还有大量地方武装和民兵；在华北、华中、华南创建了16块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着日益重大的作用。

多位国际友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参加艰苦的敌后抗战。他们有加拿大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德国医学博士士汉斯·米勒、美国医学博士马海德、印度医生柯棣华等。1939年11月，在晋察冀军民反“扫荡”作战中，白求恩大夫在抢救八路军伤员时不幸感染中毒，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12月，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号召学习白求恩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在敌后战场上，随着人民武装和抗日根据地的迅速发展，也由于当时中国出现了空前的投降危险与抗战困难，1940年八月至翌年一月，八路军总部在华北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对日军的进攻。8月20日夜，参战部队、游击队、民兵同时发起攻击。随着战役的展开，陆续参战的部队达到105个团20余万人。这就是百团大战。百团大战是全民族抗战以来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带战略性进攻的战役。至1940年12月初，敌后军民共作战1824次，击伤日、伪军2.5万余人，俘日军281人、伪军1.8万余人，破坏铁路470余公里、公路1500百余公里，摧毁大量敌碉堡和据点，缴获大批枪炮和军用物资。百团大战给日军的“囚笼政策”以沉重打击，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在抗日局面比较低沉时有振奋了全国人民的信心。

沦陷区人民的抗日斗争

在中国大片土地沦为日本占领区后，日军在这些地方实行残暴的殖民统治，犯下空前严重、灭绝人性的罪行。

日军在占领区建立多个细菌战部队的秘密基地，研制霍乱、伤寒、鼠疫等病毒，对中国军民实行惨无人道的“活体解剖”。还制造配备相当数量的化学武器，悍然实行细菌战、毒气战。从1940年下半年起，日军731部队等开始将带有病毒的投掷器投放到中国许多地区，造成大量中国居民死亡。日军还在其占领区掳掠和残害中国劳工，强迫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

此外，日军疯狂掠夺中国的资源与财富，并按照“思想战”的方针，在其占领区大力推行奴化教育，企图以此达到泯灭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和反抗意识、维护其殖民统治的目的。

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行径激起了沦陷区人民的顽强反抗。沦陷区党组织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开展广泛深入的抗日宣传，采取多种方式启发群众民族意识，激励群众抗日热情；积极发动组织群众，同日本侵略者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举行武装暴动，直接打击日本侵略者；建立隐蔽战线，开展卓有成效的情报工作。1941年，大同煤矿工人举行罢工和暴动，一部分工人参加了八路军。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先后派人前往北平、天津等大中城市，组织联络当地的秘密党员、进步青年和爱国人士，渗透到敌人内部，获取不少情报。

沦陷区党组织还通过秘密交通线安排转移大量干部和进步人士，不断向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提供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帮助。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长期以香港为基地，在港澳同胞的支持下，联络海外侨胞，募集大量捐款，支持祖国抗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香港。党中央及主持南方局工作的周恩来紧急指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和东江抗日游击队负责人，营救在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这次营救活动历时半年多，共营救出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等800余人。香港沦陷后，在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港九大队挺进敌后，坚持开展海上游击战和城市游击战，经常对日、伪军发起袭击，有力配合和支持了广东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打退和遏制国民党顽固派的

反共高潮

抗日战争时期，存在着两个关系中华民族命运的矛盾。一个是民族矛盾，关系到中国存亡的问题；一个是阶级矛盾，关系到能否将全民族抗战坚持到底并在战后建设新中国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妥善处理这两种矛盾，既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又坚持和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确保全民族抗日战争朝着正确方向发展。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给予坚决回击，并在总结反摩擦斗争经验的基础上，为了坚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以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立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在遵照国民党军事当局的命令向北转移途中遭到国民党军8万余人的伏击和围攻，除2000余人突围外，一部被打散，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军长叶挺在同国民党军进行谈判时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在突围过程中遇害。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竟诬称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其番号。

面对严重形势，中国共产党仍然以抗日的大局为重，在军事上严守自卫，在政治上坚决反击。中央军委于1941年1月20日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陈毅任代军长，刘少奇任政治委员。同时，党中央公布大量事实，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战的阴谋，并提出承办祸首、释放叶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的12条解决皖南事变的办法《新华日报》冲破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刊出周恩来两条题词手迹：“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在重庆和整个国民党政治区引起了很大反响。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的鲜明立场，得到全国人民、中间势力、国民党内正义人士以及国际舆论的普遍同情和支持。宋庆龄、何香凝等在香港发起抗议运动；华侨领袖陈嘉庚致电国民参政会，呼吁团结，反对蒋介石倒行逆施。1941年3月，蒋介石迫于压力公开“保证”绝不再有“剿共”的军事行动。至此，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击退。

1943年春，蒋介石署名出版反共人民的《中国之命运》一书，暗示在两年内要消灭共产党和一切革命力量。接着，国民党顽固派又以当年5月共产党国际宣布解散为由，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并密令重兵驻守西北的胡宗南部准备向陕甘宁边区进攻。对此，党中央在军事上进行必要部署，并采取一系列政治上强有力的反击措施，使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尚未发展成大规模武装进攻就被制止了。

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连续打退或制止国民党顽固派三次反共高潮，这表明党已有了能够驾驭复杂局面的成熟的领导集体，既不在突然事变前惊慌失措、一味妥协让步，也不采取冒险行动，给破坏团结抗日的势力以借口。许多中间人士也由此看清共产党确实是以民族利益为重，而不是只顾一党一派利益。党在全国的政治地位空前提高，更加证明，它是团结全民族坚持抗战的柱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