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学习 | 三分钟速览中共九大

20世纪50年代后期，由于我国经济上盲目冒进，经过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运动，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60年代初不得不采取符合经济规律的调整政策。但在中央内部，对此出现了分歧。毛泽东担心经济调整中出现的诸如自负盈亏、自由市场、自留地和包产到户等经济手段会产生资本主义。这时的国际形势也是风云际会，对我国的威胁加剧，特别是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发生的情况对中国的影响很大。怎样才能在中国不至于出现苏联式的问题，是毛泽东长期思考的；“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是毛泽东最担忧的。

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后，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了。他把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出现的分歧，定性为两条道路的斗争。他强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于“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认为“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使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左”的观点进一步系统化，为政治上“左”倾错误的发展，做了理论准备。

毛泽东所坚持的社会主义方向，在基本原则上是正确的，但在具体实现的途径和方法上，出现了严重失误。他把提出某些正确主张的一些中央领导人看成是搞修正主义、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认为必须发动群众加以批判、打倒，最终导致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从国际上看，从1962年开始，中国周边不安全因素也在增加。如1962年发生了台湾企图袭扰大陆沿海事件、中印边界军事冲突以及新疆边民外逃事件；另外，美国已经介入越南战争，中苏关系恶化所带来的军事冲突可能性增加。鉴于此，党对国际形势的估计也趋于严重化。1969年3月2日，离九大开幕不到一个月，中国和苏联的边防军在黑龙江虎林县境内的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九大政治报告对于国际形势的判断。

4月2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九届一中全会，选出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5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委员21人，包括了林彪、叶群、江青、陈伯达、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谢富治等12人。在新选出的政治局委员中，林彪、江青集团的骨干和亲信占半数以上。陈云、李富春、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虽然仍被选为中央委员，但被排斥在中央政治局之外。

　　同日，新的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委员名单和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名单：毛泽东任中央军委主席；林彪、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任中央军委副主席。黄永胜任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吴法宪任副组长，叶群等8人为成员。中央军委常委会实际由林彪等操纵下的军委办事组所取代。

　　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合法化，九届一中全会加强了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在中央最高领导层的地位。此后，这两个集团又围绕政治权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九大并没有像毛泽东所预想的那样，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相反，由于思想上、政治上“左”倾错误的发展和组织上的严重不纯，实际上是潜伏着更深的危机，酝酿着更加复杂尖锐的斗争。此后，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为了夺取更高的权力走上了不归路。

　　历史已经证明，“文化大革命”严重脱离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的实际，严重偏离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迫切要求，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错误的。在此大环境下召开的中共九大，不可能承担起应该承担的历史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