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场上走来的老校长

94岁高龄的徐汝潭，1927年7月17日出生于山东文登市西南下泊子的小山村，曾任原宜昌师范专科学校校长。这位被人们誉为新中国“宜昌高等教育第一人”的老先生，在革命战争年代上过战场，和平建设时期致力于教育事业。他一生砥砺前行、无怨无悔，为自己深爱着的祖国奉献着光和热。

徐汝潭出生于世代农民家庭，父亲对徐汝潭很严厉，从小就要求他背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年幼的徐汝潭把这些书背得滚瓜烂熟，虽不甚明了其中内容，却为后来学习打下了良好基础。

徐汝潭母亲不识字，是地地道道的贤妻良母。因家贫，他的三个哥哥和三个姐姐先后夭折。父亲临终留下遗言，要徐汝潭停止上学，在家里种庄稼。但母亲说家里困难再大也不能停学，继续含辛茹苦供养儿子读完小学、中学。

徐汝潭崇拜和感恩开明大义的母亲。忆起往事，豁达开朗的母亲在艰辛中苦熬，奋力与命运抗争，克勤克俭，同情弱者，乐善好施，她留下的这些精神财富让徐汝潭一生受用不尽。　

徐汝潭于1943年参加革命。1947年春天，徐汝潭在文登县第三区任战前指挥部宣传干事。

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打响，这是根据毛泽东指示，由陈毅、粟裕指挥，在山东蒙阴县孟良崮地区对国民革命军整编第74师进行的进攻作战。为支援前线，徐汝潭带领700多民伕组成担架队，跟随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前往孟良崮战场。担架队有两人抬担架，也有一人手推轱辘车跟着前行。

战斗打响，信号灯照亮了整个孟良崮，徐汝潭身临战场，子弹“嗖嗖”地穿过耳旁。战斗中，有的战士中枪连“哼”一声都没来得及就倒下了，有的受伤倒地痛苦地扭动身体……驻扎在离一线约1.2华里的担架队员立即上去，准备抬下伤员，但被战士们赶下阵地，战士们自己将伤员和牺牲的战友背下火线，再交给担架队。想起当时的情景，徐汝潭激动地说：“担架队员都是老百姓，解放军宁愿牺牲自己也要保护老百姓！”

孟良崮战役非常惨烈，受伤的战士很多，轱辘车急速地行走在崎岖的山路上，车上的伤员受不了颠簸。为了让战士少受苦，徐汝潭带头背起伤员就往山下跑。在他的带领下，担架队员也都背起伤员跑。徐汝潭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在他把一名浑身血淋淋的伤员背下战场的途中，受伤的战士不停地哀求把他放下，“我不行了，不要连累大家，你们赶快去救轻点的（伤员）吧！”

1948年春，根据党中央要求，华东野战军在山东、苏北等地抽调万人左右集中在河南濮阳一带集训，徐汝潭被编入华东军干校。

跟随部队行军就要随时准备打仗，要走得快就得轻装减负，规定每人背包不准超6斤。徐汝潭的军毯就有5斤，那是1947年参加孟良崮战役时，上级发的一床美国绿军毯，他只好忍痛将毯子裁剪开来，带着半条军毯行军。这半条军毯跟随徐汝潭70余年，如今还是他的“传家宝”呢。

那个时候，徐汝潭身强力壮，行军啥都不怕，就怕鞋子不够穿。从山东到河南、河北，又辗转到山西，再南下到河南、湖北。在近万里的行军期间，只在山西补发了一双布鞋，不少人的脚趾头从鞋里“跑出来观察大好形势”成为战士们苦中作乐的笑梗。

1948年夏季，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蒋军必败、我军必胜已成定局。华东野战军总部要求尚在山西晋城休整的干部大队，以4天3夜急行军赶到豫中临汝境内。为早日到达，战士们一路小跑从晋城到达济源，第二天抵孟津，又夜行军一截，第三天上午穿过黄河，急赴洛阳。

在豫中休息几天后，部队接到通知要听陈毅、刘伯承的报告。这可是大喜讯，能一次看到两大野战军首长是难得的机遇。报告地点就在莫中营东南数百亩的大树林里，陈毅、刘伯承给万余名干部做报告。报告之后，大家被分散到了豫西、陕南、桐柏、江汉和苏豫皖5个地区。徐汝潭被分到江汉军区，1948年9月到湖北大洪山，后到南漳。

徐汝潭南下到宜昌后的第一份工作是担任宜昌专署财粮科行政股长，后陆续担任《宜昌报》记者、专署民政科副科长、专署文教科科长、专署教育局局长。

1958年，宜昌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在宜昌师范基础上“戴帽子”，创建了宜昌师范专科学校。我国著名革命家、教育家徐特立先生应邀为“宜昌师范专科学校”题写校名，至今牌匾仍保留在三峡大学校园内。同年11月，徐汝潭调任宜昌师范专科学校任校长兼党委书记。

学校从1958年秋开始招生，生源多来自社会具有初、高中文化程度的青年，还包括转业军人和小学教师以及原师范三年级学生中一部分愿意继续读师专的毕业生。

学校初建时的师资，一部分由华中师范学院从优秀毕业生中选拔，华师教育系还专门选调7名讲师和助教到师专教学，再是从宜昌师范专科学校的老教师中选拔。

这些选调来的老师发愤读书、积累知识，他们常常学习、备课到深夜，有着一股子“拼命三郎”的韧劲。正是由于大家共同努力，学校虽初创，但教学质量却不低。

1961年，华中师范学院文学系主任张洪告诉徐汝潭，从全省新办的7所师范专科学校来看，宜昌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科师资水平和教学质量都排在前列。

刚建立的宜昌师范专科学校百端待举，最大的难题是师资不足、缺少生源、基础设施差。教工宿舍不足300平方米，却要住进40多位教师，仅4平方米的房间，要放两张小床、一张书桌。住不下的教师住进了图书室、实验室，甚至学生练琴房。1000多师生饮用水困难，从学校所在的北山坡到长江岸边有3华里，每天安排一名工人在江边用电动机抽水，水量不大。因此，师生用水只能按计划分配。至于其它的种种困难，更是一言难尽。

徐汝潭1962年调离学校，后陆续担任宜昌地委党校副校长、党委书记，地委副秘书长。1977-1983年任宜昌行署科委主任期间，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后任顾问直到1988年离休。

离休30多年来，徐汝潭并未闲着，出版了《第二个春天》《沧桑记忆》两本书。60岁时学会打桥牌，担任了三届宜昌地市桥牌协会主席。2002年5月，徐汝潭邀请台北市40多位牌友来宜“桥叙”，在三峡工作的一对法国夫妇，成为宜昌市桥牌界的好朋友。

提起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华诞，有着74年党龄的徐汝潭表示，追随党的壮丽事业终生无悔，为人民造福理所应当。忆起当年入党时的情景，他初心难忘，感慨道：“1947年初夏，我刚从孟良崮战场带担架队回乡，就接到区委组织委员批准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通知。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志愿书虽写在毛太纸上，心里却亮堂得如万道霞光。从此，党的宗旨是我一生的追求，党旗指引我前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