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百年庆 | 不忘初心，负重前行。

一身灰色布军装，标有“N4A”的臂章，冲锋陷阵、英勇杀敌的英姿，这便是新四军战士留给我们最鲜明的印象，其中，臂章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标志。新四军从1937年10月12日建军到1947年1月撤销番号，近十年间曾使用过多种臂章标志。这些臂章伴随着新四军走过了艰难而又光辉的岁月，它们在令日本侵略者望而生畏、闻风丧胆的同时，也见证了新四军的发展壮大。

1938年，刚成立不久的新四军军部由武汉迁至南昌。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让李一氓秘书长找人设计臂章。当时，八路军曾佩戴有“抗敌”二字标记的臂章。于是，当年的美术工作者就受此启发，提议新四军臂章上画一身背斗笠的战士，左手持枪，右手指向前方，这样可以表现出新四军指战员奋勇杀敌的光辉形象，并在左下角标明“抗敌”二字，以表明新四军开赴前线抗日的决心。此方案得到叶挺等领导人的认可，这就是最初的新四军臂章。

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四军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原来印制的臂章不够用。叶挺军长便指示设计新臂章，于是新的新四军臂章诞生。为反映新四军挺进大江南北开展抗日游击战，新臂章以行军中的新四军战士为图案，上方标有新四军英文缩写“N4A”，N是英文New的开头字母，意为新；4则代表中文“四”字；A为英文Army的开头字母，意为军队。右下方标明“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度用”，即1939年使用。

1941年1月，由叶挺、项英率领的皖南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等9千余人开始北移。当这支部队到达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重兵突然袭击。新四军临危不惧英勇奋战，与国民党多达七个师的部队激战7昼夜，终因敌我兵力过于悬殊， 弹尽粮绝，除傅秋涛率2000余人分散突围外，少数战士被俘，大部分战士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遇难，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这便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民党顽固派倒行逆施的行为令广大新四军指战员极为愤慨，纷纷摘掉了身上的青天白日帽徽和臂章以示抗议。中共中央军委于1941年1月20日发布命令重建新四军，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同时为适应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新四军急需一个新的、统一的标志。

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美术系教授庄五洲光荣接受了设计新臂章的任务。庄五洲于1914年7月生于台湾高雄。15岁那年，他跟随父亲回到祖籍福建泉州，进入厦门美术专业学校就读。庄五洲毕业后从事美术教育工作，对美术设计颇有造诣。他充分发挥专长，借鉴最初的“N4A”版本臂章，在N4A上方左右两角各加了一个五角星，中间标明“1941”，象征了铭记1941，也代表了新四军的新生。整个臂章为蓝白两色，外方内圆，外面方形的蓝色代表了蓝天，中间白色的椭圆形象征着光明，寓意中华民族前途无量，抗日战争必将取得胜利。时任新四军代军长的陈毅看到这个设计，被其形简意赅、含义深远所打动，很快在新四军中发放佩戴，成为新四军战士们最骄傲的标志。不久臂章被简化为仅有“N4A”字样的蓝白色臂章。

新四军的臂章，是新四军指战员们英勇抗战的历史见证，也是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作为新四军不断发展壮大辉煌历史的见证，它将永载史册！

这是一封由北京宋庆龄故居收藏的英文打印信件，白色信纸已微微泛黄，右下角有宋庆龄的亲笔签名“SCL”。这封信是宋庆龄于1953年3月14日写给国际友人邱茉莉的。信中，除了朋友之间的寒暄，宋庆龄还特别叮嘱邱茉莉，让她将这封信交给“艾培”，并交代一定别忘记有关“我们的杂志”的事。

那么，“艾培”是谁呢？“我们的杂志”又是一本怎样的“杂志”，让宋庆龄如此牵挂？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动势力的全面封锁，他们企图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中。新中国的声音怎样传播出去？宋庆龄多次致函周恩来总理，表示自己愿意承担对外宣传工作。对此，周总理非常重视，1950年10月，他找到宋庆龄，建议她创办一本刊物，向世界更多更好地介绍新中国的情况。

其实，早在抗战时期，宋庆龄创建的“保卫中国同盟”就曾出版英文刊物《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向世界宣传中国抗战的实况，国际友人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便是这本杂志的主编，也是宋庆龄最得力的助手，他就是信中提到的“艾培”。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出生于波兰，15岁时就开始从事新闻工作，抗战时期是“保卫中国同盟”的委员之一，一直帮助中国做国际宣传工作。当宋庆龄接到创办外宣杂志的任务，便与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多次通信，邀请他和夫人邱茉莉一起前往中国，帮助她编辑这本外宣刊物。同时受邀请的还有金仲华、陈翰笙、吴耀宗、谭宁邦、文幼章、林德彬、耿丽淑、顾锦心、李伯悌等国内外朋友。

1951年8月，一本定名为《中国建设》的杂志的筹备会议在上海市常熟路157号中国福利会会议室召开。宋庆龄在会议上说，杂志要“重点报道中国社会、经济、文教、救济和福利方面的发展，以使国外最广泛的阶层了解中国建设的进展，以及人民为此所进行的努力”。她要求刊载的文章要做到内容充实、文章通俗，并配以插图或照片，而且“一般不署名”。

1952年1月，在新中国建设迈入新里程的重要时刻，《中国建设》英文双月刊创刊号在上海正式出版，收获一片好评。宋庆龄在创刊号上发表了《福利事业与世界和平》一文，阐明福利事业与世界和平的关系。

1953年3月14日当天，宋庆龄还给爱泼斯坦和邱茉莉写了另一封信。在这封信中，宋庆龄专门对杂志封面的设计、文字的质量及人员的安排、办事处的联系等办刊细节，一一做了叮嘱。她强调，“用这么大的一张图片来做封面……会给人深刻的印象。”她强调，“我们的杂志无论在书店里、图书馆里或者在人们家里，都要与其它许多出版物竞争。”她强调，“我们杂志的名字，特别是其中的‘中国’二字必须给人以强有力的感觉。”

在宋庆龄和周总理的关怀下这本杂志很快形成了自己的风格，采用中、英、法、德、西、俄、阿等7种文字，出版8个版本，发行到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代表着新中国的声音，冲破了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封锁。

《中国建设》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力，成为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毛泽东高度评价这本杂志在新中国对外传播中所起到的突出作用，他对宋庆龄说，《中国建设》“用事实说话，对外宣传就应该这样做”。

《中国建设》是宋庆龄创办的对外宣传刊物，从它诞生之日起，宋庆龄就以身作则，言传身教，教育和影响编辑人员，要求他们在外宣中要具备国际视野、注重细节、真实客观，契合外国读者需求、用他们听得懂的话讲中国的事情等等。这些都是宋庆龄在对外宣传工作中给后来人留下的宝贵经验。

1990年1月，《中国建设》易名为《今日中国》，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中国对外传播媒体之一。

这是一件国家一级文物，锦面封皮、纸质内页，长18厘米、宽12.8厘米、厚1.4厘米，内文均是钢笔手写。

这本笔记本是1994年2月，孔繁森带领西藏阿里人民抗击特大暴风雪时使用的，上面清晰地记载着雪灾中农牧民的受灾情况。

后来，有人在整理这些记录时，发现了孔繁森写在上面的一封遗嘱。遗嘱文字简短，但字里行间表现出孔繁森在生死关头对于家人的挂念，也表现出他对西藏高原的一片赤诚之心。

1994年初，阿里地区发生了一场50年不遇的特大暴风雪，当时，孔繁森担任阿里地委书记，接到灾情报告后，他带领救灾组第一时间深入灾区指挥救灾。

一天，救灾组来到革吉县亚热区却藏乡的一个牧村，从乡长那里得知：却藏乡是2月6日开始下的雪，一下就是七天七夜，平地积雪已达到80厘米，一脚踩下去，深的地方可及人腰。踏着厚厚的积雪，孔繁森一户一户地走访查看，问牲畜死了多少，问生活有什么困难，他动员大家，要先保人、后保畜，并把受灾情况一一记录在笔记本上。

2月26日，孔繁森住进一户牧民的帐篷里。连日的奔波和劳累使他感到胸中发闷，他像往常一样服了几片药，非但没有缓解不适，头反而疼得针扎般难受，记忆也开始变得模糊起来。孔繁森意识到这是一种不祥之兆，因为在海拔5700米的高原上，身体出了问题，生命随时都可能被终结。想到这里，他挣扎着掏出笔记本，想给公务员小梁留几句话，万一自己有个三长两短，好让他处理事情有个遵循。

写完这份遗嘱，孔繁森就无力地躺在临时搭起的床铺上。这时，他的眼前浮现出老母亲年迈的身影，浮现出妻子期盼的眼神，浮现出儿女们悲伤的神情……

记忆开始出现空白，以后的一切全都没了印象。只有那个写着遗嘱的笔记本，在一旁放着。那歪歪斜斜的字迹和无力的笔锋，诉说着他所受的煎熬。

天亮了，也许是靠着意念的力量，孔繁森慢慢恢复了知觉和记忆，他动了动胳膊和腿，发现都还听使唤。不知不觉间，孔繁森与死神打了个照面又匆匆别过，留下了这样一份遗嘱。

随后，孔繁森带着这份无人知晓的遗嘱，在茫茫雪野中奔走了60多天，把一行行足迹留在了风雪弥漫的高原上，留在了热切期盼他到来的帐篷里，创造了特大自然灾害下没有冻死饿死一个人的奇迹。

而这本写着遗嘱的笔记本，被永远珍藏在山东省聊城市孔繁森同志纪念馆中，成为孔繁森为阿里发展鞠躬尽瘁的最好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