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NU百人诵百年丨带你回溯党的创建历史与大革命洪流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2019级金融系本科生旷祎诺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对她申请入党影响最大的人，是她的老外婆。

老外婆曾是号召与组织当地农村妇女工作的一份子，始终兢兢业业，忠于党，爱戴党。自旷祎诺记事起，老外婆就经常回忆自己曾经的艰苦岁月，以及同中国共产党共奋进的美好时光，向她讲述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到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她在老外婆的讲述中了解了党史与党的精神，在老外婆的眼睛里看到了与众不同的光芒。

近日，老外婆兴奋地向她展示刚刚获得的“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这使她想起老外婆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珍藏多年的《毛泽东选集》拿出并赠予她的场景，那时，老外婆说着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与人民的艰苦与奋斗，满是感恩之情。

旷祎诺朗读的故事是《毛泽东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原文节选：

多年来，对于五四运动的领导者，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的看法。毛泽东认为， 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和“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这个评价是中肯的，是符合历史实际的。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起了传播新思想的重要作用。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创刊，1916年9月1日改名为《新青年》，其发刊词《敬告青年》中说：“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 陈独秀在发刊词中对青年寄予希望，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后人称这篇发刊词是一篇向旧思想、旧道德和旧文化宣战的战斗檄文。

1919年１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一文中指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洁、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陈独秀的这些思想，振聋发聩，石破天惊！于是以《新青年》杂志为核心，迅速地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这场以民主、科学为旗帜的文化运动，向中国传统封建文化发起了猛烈的冲击，由此引发了一场伦理革命、教育革命、文学革命，使中国的思想界特别是青年学生解除了思想的禁锢，来了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五四运动的发生，正是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重大成果。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2019级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刘丽是白鸽青年志愿者协会的一名志愿者，自2019年9月开始参与李大钊故居的讲解工作。在为游客提供志愿讲解服务时，一次次走进李大钊先生的生平事迹，既让她越发清晰地看到一代代革命者们的坚定与气魄，也让她了解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艰难与不易。

她说：“他们是开创者，我们是享受者，但同时我们更应该成长为合格的接班人与奋斗者。正是一次次的讲解，让我坚定了对党的信仰与为人民服务的决心，未来我定不忘初心，努力卓越！”

她带来的故事是《“真理的味道是甜的”：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生动形象的介绍了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背景、经过与影响。

原文节选：

《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推出后，迅速在先进知识分子群体中掀起一股购买与阅读热潮。1921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了出版社， 决定重印《共产党宣言》，至1926年5月，相继印行了17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在当时的革命青年和知识分子当中产生了强烈反响，一大批具有激进民主主义思想的仁人志士在它的熏陶下，成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中国早期具有新思想、新思维的知识分子，通过接触《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开始了自己世界观的转变，逐步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

毛泽东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对自己第一次读到《共产党宣言》，毛泽东终生未忘。1936 年，他曾对采访他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深情地回忆起第一次读到这本经典著作的情景：“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这里，毛泽东特别提到《共产党宣言》的译者“陈望道”，可见印象之深刻。

贾楠楠是北京师范大学互联网教育智能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教师，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贾楠楠的爸爸是一名具有三十年党龄的老党员，在爸爸的影响下，她从小就立志加入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祖国发展贡献力量。

建党100周年之际，贾楠楠深入学习朗诵《陈独秀和李大钊为何没有出席中共一大》，想要用自己的声音为中国共产党送上一份礼物。这篇故事主要介绍了作为党的主要创始人的陈独秀和李大钊因事务繁忙未能参加中共一大，但这无损于他们的卓越贡献。

原文节选：

可见，在广州的陈独秀和在北京的李大钊皆因事务繁忙未能出席一大， 但这无损于他们作为党的主要创始人的卓越贡献。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保安的窑洞里与来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说：“1921年5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在这个大会的组织上，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两人都是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过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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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等中共一大代表没有忘记陈独秀和李大钊，中国共产党也将永远铭记他们的功绩。

徐琳瑜是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1996年12月入党，2003年6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获工学博士学位。曾获北京师范大学优秀共产党员、北京师范大学优秀党员干部等荣誉。

为探寻红色记忆，徐琳瑜曾多次参观抗日战争纪念馆，其中令她印象最深的是宁津县崔杨抗日战争纪念馆。“边区组织坚强堡垒”“威武不屈气壮山河”“万众一心共御外侮”“红色崔杨威名远扬”“碧血丹心彪炳史册”五个单元的内容带她重温了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曲折历史和过程。抗日的大刀、打造大刀的铁匠炉、木轮推车、烽火报……馆内的一件件展品、一幅幅老照片让她瞬间投身于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切身感受到了革命战争时期冀鲁边区人民顽强不屈的革命精神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

她朗读的故事是《党的一大闭幕时间仍是待解之谜》，主要讲述了对“中共一大召开的‘最后一天’究竟是哪一天”的争论的五种说法。

原文节选：

董必武致何叔衡的信中写道：“隔了一日，我们到嘉兴南湖船上，将会开完。”并且张国焘回忆说：“大会共进行10天，第9天休会，第10天闭幕。”一大开幕于1921年7月23日已得到证实，而开幕的第10天正是8月1日。但是此说法与王会悟“两天以后才决定到嘉兴南湖开会”的回忆不相符，并且《申报》载：“8月1日下午5时许，嘉兴遭狂风巨灾，南湖游船吹覆四五艘，溺毙游客3人，狂风持续1小时。”

而参加南湖会议的代表都未曾提到此事。但近年来邵雍正、冯铁金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反证天降大雨正是中共一大8月1日闭幕的铁证。一方面是由于新的史料中周佛海回忆说道：“我们把船开到湖中忽然大雨滂沱。”除此之外王会悟、陈潭秋在回忆中也提到南湖开会那天天气先阴后雨，这符合风灾来临前的情况。并且通过查询天气表发现嘉兴7月末至8月初只有8月1日有雨。另外，由于8月1日风灾严重，嘉兴城内一片狼藉，南湖周边鲜有游客。若8月2日至5日期间在此游湖，难免引人注意，不利于大会安全，代表们也不会对此现状毫无提及。此论证提高了8月1日闭幕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