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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认真真的教书，正正派派的做人 ——江世雄老师自述

大学作者：北京电影学院 2021-08-06 22:4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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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世雄老师）

中学到大学

我的初中一二年级上的是军队干部子弟学校（华北中学），是一所男女合校。在北京西直门内大街丁字路口北的崇元观，据说民国初期是一个兵营。几排有廊的平房，一间锅炉房，两个热水龙头，男女各一间有七八个坑的厕所。

男女生分排住，每屋睡一二十人，按战士标准，被子叠得要见棱见角。冬天一个煤炉，门口一个大木桶，做半夜方便用。早晨起床，二十分钟内叠被、倒尿桶，排队打水，洗漱上厕所，最后到操场跑八百米晨练。

我们三顿饭吃的是高粱米、豆饼、窝头和棒子粥，一二月才能吃上一次白面馒头。

有的同学当年由于父辈在外闹革命，自己在农村缺衣短吃，有的还被卖过，长期干着笨重体力劳动，长的又瘦又矮像一个小老头。

初三时，华北中学的校领导、教职工和男生全部迁到圆明园遗址，创办101中学。女生合并到二龙路的女附中，同学中有毛泽东的女儿、任弼时的女儿、彭德怀的侄女等中央领导及部级领导的子女亲属。

(1954年，北师大女附中初三八班参加校运动会代表合影，江世雄获全校投手榴弹比赛第三名左三：江世雄)

同学之间从不打听父辈，当然更谈不上攀比，大家同吃同住同学习，节假日自己坐公共汽车回家，从没见过父母用汽车接送。人人平等，就是单纯的同学关系。

我周六回家，在部队大食堂吃饭，我爸吃小灶，我妈吃中灶，我吃大灶。当时我们的偶像是前苏联的卓娅和舒拉、我国的董存瑞。学校请英雄卓娅的母亲、请打下美国飞机的飞行员张积慧、董存瑞的扮演者张良来做报告，我们受的教育是从英雄的壮举，学习英雄的品德。

上高三时，电影《祖国的花朵》在我们学校的操场上拍摄外景，引起喜欢文艺的我好大兴趣，正好又看见《人民电影》杂志，后来更名为《大众电影》杂志上登载北京电影学院招生的消息，我和同班同学、漂亮的戴咏素去报考表演系。

她顺利报上名，我因是近视眼被拒绝了，报名老师劝说我去报考导演系。我说导演系是干什么的呀？好像都是调干的大人报考的呀。她回答，说对你们高中生会有不同的要求。

神秘的电影吸引了我，便报考了导演系，成为导演系第一届56本科生。

（1956年，导56班与苏联专家合影

一排左起：曾宪涤、于得水、王心语、王运辉、江世雄；

二排左起：吴贻弓、陈敏、伊万诺夫、华克<卢友汉>；

三排左起：高步、李昂、周正鸿、陆建华、徐达<徐顺达>、厥文、宋杰、张景隆、葛文逐、方玲达、孔咏霄）

当时的考试和现在差不多，分口试和笔试。笔试是分析电影《南岛风云》。口试内容：问有关文艺、电影方面的知识，朗诵、编演小品，分析音乐、绘画、照片。我编演了小品《发考卷》，分析董希文名画《春到西藏》，朗诵《祝福》片段。当朗诵到“祥林嫂说，我单知道夏天有狼，不知道冬天也有-----阿毛、阿毛”时，我哽咽了，流下眼泪。

我考导演系，事先没有做任何准备，都是现场发挥，不料考取了。想想，是我朴实、真诚、性格开朗、富有激情，也是长期积累的结果。

中学时，我喜欢朗诵，得过名次，参加校合唱团、话剧组，演出书本剧（改编课文为短剧），抗美援朝时期还在街头演过活报剧，每周日我常看北京图书馆组织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和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员朗诵会，或观摩前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组织放映的原版电影，中国美术馆举办的每一次绘画摄影展我也会去观看学习。

（1956年，导56班女生上艺术体操课前同老师合影

左起：江世雄、宋杰、季文彥、侯寄南老师、方玲达、陈敏、孔咏霄）

当时口试在舞蹈排练教室进行，考试老师有干学伟老师、张客老师、吴国英老师、汪岁寒老师，中间坐着苏联专家伊万诺夫，他是莫斯科电影学院副院长。1955年，成立了北京电影学校，我们请苏联专家办了导演、表演、摄影、制片四个专修班。

导演系第一届56本科班主任教员为干学伟，教员有石联星、周伟、汪岁寒，至第二年干学伟、石联星赴苏联参加合拍片《风从东方来》，改由汪岁寒任代主任教员。

老师大都来自延安根据地，或是解放前国统区电影厂里的地下党，他们正当三十岁左右年龄段，是创作旺盛期，当老师意味着放弃创作，因为教一个本科班要四年。成立电影学院，他们无条件服从组织分配，来教书了。

干学伟老师来学院前，已经导演了《沙家店粮站》、《内蒙人民的胜利》两部优秀影片。他给我们讲课时，其他老师一直坐在教室里旁听。那时候老师们的家也在学校，很辛苦，晚上要给我们辅导小品。

我是1956年入学，1957年开始反右斗争，1958年又进入大炼钢铁的大跃进年代。那个时候，我们走出校门，和农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树立劳动观点和锻炼劳动能力，挖过十三陵水库、密云水库，建过太平湖。

在十三陵工地，住在一所小学里，学校提供稻草，我们自己带被褥，铺在稻草上睡觉。同学们觉得太有意义了，都努力干活，结果一天下来，肩膀全肿、脚磨出泡。

到密云水库工地就好很多，不用肩挑，有了小推车。随后又组建文艺宣传队下乡演出，在大跃进时期还搞“诗画满墙”运动——到农村写标语画宣传画，例如说画一个胖娃娃坐在巨大南瓜上和亩产千斤的标语。

接着是四清运动，在山西的北部阳高县。山西南部富裕、北部贫穷，因为北部是盐碱地，不好长庄稼。且严重缺水，据说当地人一生洗三次澡，出生、结婚、死各洗一次。他们只在春节时才用点羊油炒大白菜，平时吃的是山药蛋和糊糊，山药蛋是土豆带着皮煮，糊糊是黍子连着壳一块煮，要加碱才能煮烂。

住过一段时间后，男生小便不通畅，女生没了例假，有的人得了浮肿病。农民家都会有几缸酸菜，同学们适应不了怪味而不爱吃，我从小吃四川泡菜，遇上酸菜，非常喜欢吃。酸碱中和了，所以我跟农民一样，什么事都没有。生活是需要体验的，预先想不到，碰上事变，才明白别人生存的道理。

四年的大学时光，大部分被运动占去。运动来的时候，辨不清方向，弄不明是非，人们事事争执。我们班入学22人，毕业剩16人，有的是学习吃力而劝退，有的是患病而病退，有的是划分为右派离开，还有一位同学过世了。

干学伟老师亲身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毛主席讲话的精神教育我们：创作的源泉来自生活，要深入生活、观察生活、认识生活、表现生活。

在不多的学习时间里，老师们抓得很紧。我们的教学模式来自莫斯科电影学院。导表课有元素练习（松弛、注意力集中、无实物练习、交流、规定情境、动作）、单人小品、双人小品、多人小品、话剧片段、大戏。

（1958年导56班课堂排演片段《家》

导演：季文彦；演员：江世雄、陆建华）

上剧作课，每周要安排一天“创作日”，由老师带学生采风。到过前门火车站、东安市场、护国寺庙会、双桥红星集体农场等，完成人物、环境、细节、事件的剧作元素文字练习。

大学四年共有两个拍摄作业，二年级两个同学一个十分钟纪录片作业，四年级两位同学拍一个毕业作业短故事片。十分钟纪录片，我写的反映汽车制造厂的提纲，没通过，王心语同学写的提纲《邮递员》，通过了，我就参加了他的拍摄。

是拍摄北京郊区斋堂的一位邮递员，要翻山越岭。我们摄制组，有三名摄影系同学。摄影机是手摇发条式的爱姆机，上山时为了防水防冻，他们把自己的棉袄裹着机器，再套上防雨布。

这条邮路是走到了山顶的牧场，再下山。山的背面积雪深，到人的大腿根。我们拍摄邮递员从积雪处下山，来反映邮递工作的艰辛。邮递员由高处往下走，摄影由低处向上拍，为保护摄影师安全，我顶着他的脚。

(1958年，拍摄纪录片《邮递员》时，江世雄走在大雪覆盖的邮路上）

回城后三天，带着兴奋的心情，我们去洗印厂看样片。画面出来，傻了眼，像是平地走路，看不出来山坡的陡峭。总结经验，日后要多在拍摄角度上下功夫。

毕业作业是半小时故事短片，我写的剧本《父子俩》通过了，改编自王愿坚小说《粮食的故事》，讲述1935年在湘鄂赣根据地，农民运送粮给山上游击队的事。跟我联合导演的同学阙文，比我大十五岁。他上学前小有名气，图片摄影作品《我们热爱和平》，是贴在许多市民家的宣传画。

（1960年56届导、摄、表联合作业短故事片《父子俩》工作现场

前排左起：林洪桐<表>、江世雄<导>、王炳彧<表>、厥文<导>；

后排左起：成兆勋、孙伯华、张继武<摄56班>）

（1960年，江世雄为本班同学的毕业作业当群众演员时留影）

剧组外景地在颐和园后山，摄影系曹作宾老师驻组指导，干学伟老师有胃病，一次来剧组病发，用根笔抵住胃部，坚持给我们做指导。

当时《人民电影》杂志报道了我们电影学院56届导、表、摄联合实习拍毕业短片作业的消息。后来，《父子俩》、《穿山巨龙》和《大木匠》三部毕业作业印成16毫米拷贝，在农村发行，还分别送给来学院访问的古巴电影代表团和越南电影代表团各一个拷贝。

(《大众电影》杂志刊载北京电影学院56届学生毕业联合作业摄制情况)

我是军队干部子弟，生活在军队大院里，又是由高中直接上的大学，经历单一，人单纯。班上有一半多的同学是调干生，带薪学习，有的抽烟，去小酒馆喝酒。我中小学受的教育，抽烟喝酒都是不良习惯，我说他们是资产阶级作风，严肃的跟他们辩论。

回想觉得好玩，当时那么小，气势却壮。我无限信仰共产主义，将班上一位党员同学，视为党的化身，学其言行。有位男生背后开玩笑，说我是“党的小尾巴”，在反右运动中，他被组织错误划为右派，这句话也成为他的右派言论之一。

大学毕业后，我填的几个工作志愿是北京电制片影厂、八一电影制片厂，最后一句栏写的是“服从组织分配”。结果，分配我留校当老师。时代不同，现在的学生愿意留校当老师，意味着铁饭碗，而在1960年，不能说等于放弃导演专业了，但教学会占去大部分时间，不在电影厂系统里，实践机会少。

但我服从分配，我的老师们就是在他们创作黄金时段来当老师的。他们这样做了，是榜样。所以，我就承诺我的老师们，既然您们选择我当老师，我就要认认真真的做，争取当一位好老师。

（1960年，导56班毕业时师生合影

前排左起：江世雄、师涛老师、汪岁寒老师、吴印咸院长、吴国英老师、干学伟老师、张客老师；

二排左起：孔咏霄、宋杰、王心语、于得水、曾宪涤、陈敏、厥文、华克<卢友汉>；

三排左起:王运辉、吴贻弓、陆建华、葛文逐、高步、张景隆、季文彥)

带班经历

我是1960年7月毕业，9月就分配了教学任务。当导演60班的政治辅导员，干学伟老师的助教，讲影片分析课、辅导小品排练，指导35毫米胶片默片和短故事片毕业作业。其中，指导了谢飞拍摄十分钟默片作业《鞋》，和根据独幕剧改编的半小时胶片毕业作业《下班前后》。

1965年，导60班毕业，1966年春，我和摄影系的韩建文老师，带着导61班和摄61班，到河北南滚龙沟，拍摄他们的毕业作业，艺术性纪录片《河北省的大寨——南滚龙沟》。来回坐火车，是每村每地都停的慢车，买不到坐票时，为赶时间，就买站票，我站着站着就能睡着。

下了火车，要乘长途车才能到拍摄地，夜深赶不及，就在长途汽车站旁的澡堂子里睡觉。当时的澡堂子是有床铺的，供人洗澡后休息，晚上就当旅馆了。

在拍摄地，我跟一位小学老师住在一起，正碰上了邢台地震，村里梯田的石坎子都给震散了。这位老师家在外村，来学校要自带粮食，每周回家一次。因为是半山区，农民住的比较分散，能走到学校上学的是部分孩子，家在更高处的孩子不便来。这位老师，上午在学校里教，下午爬山去高处教分散住的孩子。

她不放弃每一个孩子，自己辛苦，也要让所有孩子都受到教育。我们都是当老师的人，我很敬佩她。

拍摄期间，学校传来消息，文革开始了。我们中断拍摄，回到学校，当时学校停课了。开始是斗争走资派、封资修，批判老师，后来是“516”，批判学生。周总理为了保护知识分子，就把中央直属的文艺团体、艺术院校下放到农村或部队，避开城市里的运动，电影学院教职员工全体下放到保定白洋淀干农活，后来调到保定市。

1972年，国务院批准成立了“中央五七艺术大学”，地址在原北京农业劳动大学。中央音乐学校、中央舞蹈学院、中央戏曲学校调到这里集中，电影学院的摄影系和美术系调去，导演系和表演系还在保定，只有我和谢飞调去了，委派给艺大拍教学片的任务。

我俩走访各专业，见到由于传统教学受批判，学生们基本功不足，拍摄结果会不佳，于是打报告，借故说艺术教学只进行一年，四年学完后方能有教学效果。校方批准了我俩的报告，暂不拍。

于是谢飞去北影厂《海霞》剧组实习，我留在学校教学。当时调来一百名复员战士到学校，之前是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钓鱼台等机关的警卫。当年的说法叫“掺沙子”，其中五十名分到行政部门当干部，五十名分到电影美术、照明、新闻摄影三个专业，其中新闻摄影三十人。

后来，又由三十位学新闻摄影的战士里选出四人，改学故事片摄影。我为这四人讲导演课，指导拍摄5分钟胶片默片作业《一朵小红花》，和曾宪涤老师一起为他们写剧本，并亲自出任导演，由他们担任摄影，完成毕业作品——30分钟35毫米胶片电影短片《山花》。

四位同学毕业后，我去北影厂实习，一共跟了三个摄制组，最后两部电影是跟随崔嵬导演。先是崔嵬导演的《山花》剧组，刚去时，我在剧组没有名分，剧组副导演是我的同学季文彦，她拉着我一起干副导演的工作。

（1975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故事片《山花》摄制组在外景地合影

一排左起第三：江世雄

三排右起第六：崔嵬）

崔嵬是演员出身，以做示范的方式指导演员。这种方式，激情感染的成分多，演员不能照搬，明白导演意图后，要自己掌握分寸。崔嵬特别喜欢小孩，只要有小孩的戏，往往就加戏。

我们每拍一场戏之前，要“技术掌握”，演员不带妆的在实拍场景里走一遍戏，摄制组各部门都要观看。导演以站位代表机位，以手臂代表镜头，向各部门阐述每个镜头的内容和拍摄方法。我要速记下每个镜头的内容、拍摄方法、画机位平面图、写出这场戏的拍摄顺序，用复写纸复印多份，给主创部门各一张。

崔嵬导演下部电影《风雨里程》，向北影厂编导室申请，让我跟厂里的张华勋共同做副导演。剧组里有曾经批斗过他的人，而他没有“给小鞋穿”，不搞刁难报复，完全一视同仁。

“二月逆流”时期，有杂志社的记者不断来访，要崔嵬导演揭发电影厂同事的历史和言行。崔嵬将拦阻任务交给了我，他始终坚持了做人的原则。《风雨里程》拍摄后期，崔嵬导演即过世，我和张华勋完成了剪辑、录音、声画合成的后期工作。追随崔嵬导演两年多，我学到了艺术、激情、做人。

文革结束后，我回到学校，做了支部书记。1983年，“导演干部进修班”招生，录取11名同学和一名旁听生。我为该班主任教师，乌兰老师、王心语老师和孙敏老师为专业课教学小组成员。

（1994年45周年校庆，导83进修班同学与老师合影

前排左起：黄建新、江世雄老师、张欣；

后排左起：薛宜昌、曲建平、米家山、韩三平、鲁晓威、于晓阳）

我主要讲视听语言、影视制作、导演艺术。视听语言，是讲电影文法、创作规律的一门实用理论课，是一门主干课，是由蒙太奇课发展而来。我对这门课十分喜爱，最初的教学大纲是由我执笔写的。

导演系的视听语言课开设录像拍摄，这个班是首次。拍十分钟作业，从剧本、领机器、现场拍摄，我都一路监督。很多作业现在看，还是很优秀的。

（1984年，江世雄在导83进修班学生米家山录象作业《晨曲》拍摄现场

右起：米家山、江世雄、吴子弟、缺、韩龙龙）

之前导演教学方式，是讲述和作业批改，停留在口头和笔头上。我在这个班，首次实验以放录像的方式讲课。我根据课程需要，选择好电影片段，请学院资料室的刘桂卿老师帮我录像，累积十几本录像带教课。

这个班毕业不久，黄建新、鲁晓威、米家山、于晓阳、韩三平就拍出当时很有影响的优秀电影。

（1984年，江世雄同导83进修班学生研究拍摄方案

左起：鲁晓威、曲建平、江世雄、尹黎明）

1993年，招收12名本科生，前两年我任主任教员。这个班毕业后，其中李虹、毛小睿、杨超、解杰、徐浩峰等同学的先后当上导演，其他同学有的成为广告公司经理、影视公司总裁、有的做老师、有的开咖啡馆、有的做装潢设计。

（1994年，导93班同学上表演后，师生合影

一排左起：张建栋老师、卢伟健、李虹、王芳、江世雄老师、齐士龙老师、邵源；

二排左起：解杰、庄崧冽、陈伟文、徐浩峰、王海啸、毛小睿、杨超、柴健）

未做成导演的同学跟我说，老师不好意思，没能当上导演。我说，不能那么说，正因为学了导演，你们的思维和审美发生变化，所以能现在的领域作得与众不同。

这个班大部分是高中应届毕业生，从未离开过家，独立能力差，所以我比较关心他们，经常去宿舍，看他们的自习和生活状况。我会经常检查他们的课堂笔记，从中可以了解到他们听讲时的专注度和理解程度。

在这个班，我在教学上有两个新的尝试。一是聘请表演系的齐士龙老师上表演课，以前都是本系老师上；二是美术课的素描，改为速写。这以前的班，学的是素描，由几何形体、石膏像到自画像，是一门培养艺术修养的课程。我觉得学会速写，可以在外出采风、镜头设计时直接用上，于是改了导演系美术课的传统。

入学考试时，徐浩峰引考官们注意。有的老师肯定，有老师质疑，认为这种类型的苗子，一时看着突出，很可能最终什么也做不成。入学第一天，我告诉他，我属于质疑你的。结果我们师生关系很好，他觉得我真诚，信任我。

在他处境不好时，我曾非常严肃的跟他谈话，说有的导演临开机，钱被人卷走，有的导演被冤枉蹲监狱，有的导演被打死，你能不能承受？还要不要当导演？他回答说要当。

他的毕业论文，我认为观点出新，推荐给《电影艺术》杂志，获得发表。他之后写了多年影评，跟我说，是这次发表得到的鼓励。他的作品在电影节上获奖，获奖感言多次感谢我。

1988年，我招收了首位硕士研究生杨琳。1995年，招收了第二批研究生：陆川和贾燕江（小江）。许同均老师的台湾籍研究生黄金莺病休一年，转给我。

（1996年江世雄指导研究生陆川编片）

我向我的老师学习，安排93本科班去农村体验生活、95研究生到天津大港油田体验生活。

研究生的拍摄作业一般只有一二个，对95级研究生，我强化训练动手能力，让他们拍摄了五个作业。还让他们用彼此的拍摄素材，互相练习编辑。

（1996年江世雄老师指导研究生拍摄作业

左起：叶基固、方刚亮、陆川、江世雄、谢安尼）

一般来说，老师只能利用寒暑假出去拍片，但寒暑假有学生拍戏，我就谢绝剧组的邀请，那时还没有手机，只有家里电话，怕学生拍片遇上事，找不到我。我当老师的信条是，当学生需要你的时候，不要扔下学生，自己去搞创作。

干学伟老师是我的榜样，他一直照顾他的学生，关心创作、关心生活。三年困难时期，吃饭有定量，食堂常年不变的是熬白菜，我正值怀孕，闻到熬白菜的味儿就要吐，干老师送我野兔肉来缓解。

四十年来，我在十几个省市、六十多个单位讲过课，如果听过课便算是我学生的话，可以算是桃李满天下。但由我主持教学的“带班”学生并不多，艺术教育便如此，是一对一的负责，没法走批量。

导83进修班11人（旁听生一名），导93本科班12人，两届研究生4人。可以说，我四十年来最花心血的学生，主要是这27人。

（导88研究生杨琳和江世雄老师合影）

（1998年导95级研究生毕业合影

前排左起：黄金莺、江世雄老师、贾燕江；

后排：陆川）

导演实践

决定了以老师为此生的本职工作，再当导演，我思想明确，创作是为教学服务的。除了动画片，所有片种我都拍过，广告、MTV、电视剧、电影、纪录片，每一部导演作品，都要完成一个教学课题。

我去北影厂实习的第一部电影《牛角石》，主动要求当场记，之前我已经编导了两部胶片短片，我要把导演组的所有职位——场记、助理导演、副导演、导演，都亲力亲为，能更好教学。

《舞恋》是我拍摄的第一部彩色故事长片。是由电影局组织，是干学伟老师推荐我当导演的，我和文伦联合拍摄成。这部影片是讲彝族舞蹈演员和汉族编舞的故事。

（1980年，江世雄拍摄故事片《舞恋》，在凉山甘洛采外景时，藤索桥留念

后排右起：文伦、王滨）

我在这部影片探索的是，不能让舞蹈只是表演舞蹈，还要将舞蹈作为剧作元素，成为情节的一部分，刻画人物性格，传递人物情感，使舞蹈、戏浑然一体。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是成功的。

第二部电影《小城细雨》，由一部当年轰动的话剧《她》改编而成，但缺少具体环境的构想、缺少人物内在的行为动作。我之前有导演拍摄过一次，但半途夭折，我接受了导演任务后，将故事发生地改为富有特色的小城，将人物的职业改为便于形象体现的唐三彩的工人。如何改编话剧，对这个研究课题，我认为是成功的。

（1982年，江世雄在郑州火车站拍摄《小城细雨》外景时工作照）

1990年，我主动邀请导演系青年教师侯克明与我联合导演《奇婚怪事》，是喜闹剧，讲述封建迷信回潮，经济富裕后，人民思想没有跟上去。

（1990年彩色故事片《奇婚怪事》拍摄现场

左起：侯克明、李廷铮、江世雄）

当时社会上有许多喜剧片，赢得了观众，达到休闲作用。我则要探索喜剧片能不能也有深刻内涵。应该说，在挖掘扩展喜剧的内涵上，我是成功的。但是在喜剧的效果上，还有提升空间，值得我继续研究。

教学总结

在等学校的班车时，电影学系的杨远婴老师告诉我，谢飞在一次会议上说江世雄的学生成才率高。她问我怎么做到的，我以前未想过，听了这话，就得总结了。

招生严，考场上发现问题，坚持判断，绝不泛收，选准好苗子。

爱学生，肯付出，牺牲自己的导演创作机会和其它私事，保证教学。师生情谊，不单在教学上，还在生活上、在毕业后。给学生找工作、找当导演的机会，他们毕业后的第一部电影，多少都得到我的帮助。

教学期间，给学生创造新条件，用“录像教材教学”、“视听语言课拍摄了作业”、“强化研究生的动手能力，拍摄五个作业”、“请外系老师教表演”、“将素描改成速写”——我都是最先尝试。找来电影《摇滚青年》的编余片，转成录像，让学生练习剪辑，用原电影的音乐，编出不同于原电影的舞蹈场面。

给学生确立了正确的艺术观，创作离不开生活，要下生活、观察生活、认识生活、体现生活，要表现生活中的真善美，给予观众力量与光明。所以我学生的作品，大多是正能量的，对于我是最大的欣慰。

（2007年江世雄老师到陆川导演电影《南京！南京！》剧组探班）

(2016年江世雄老师到徐皓峰导演电影《刀背藏身》剧组探班

左起二：邵丹、徐皓峰、江世雄、毛小睿）

(2019年,江世雄去电影巜决胜时刻》香山双清别墅实景场地探班

左起：宁海宁<导演>、曲吉小江（贾燕江）<执行制片人>、江世雄老师、黄建新<导演、监制>、邵丹<摄影>

退休后，我担任了若干届学院国际学生影展的评委，是历届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学生导演奖评委。还担任了筹建中国电影教育博物馆顾问，学会游泳、图片摄影，参加合唱团、和在网上和学生交流、指导他们拍摄。

总之我的退休生活丰富多彩，在幸福的度过晚年，尽量做一些有益于社会的事情。

（2020年，江世雄老师荣获北京电影学院“金烛奖”时在现场留影）

“编

者按

江世雄，女，1938年5月生，汉族，安徽旌德人，中共党员。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曾任中央电化教育馆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素质教育实验研究重点子课题——《小学生电影课程实验研究》特聘研究员。北京城市学院、山西广播电影电视管理干部学院（现山西传媒大学）特聘教授。

1960年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本科毕业。1960年在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任教，在多个班级任主任教师。1988年后担任两届硕士研究生导师。曾任导演系教研室主任，党支部书记和国际培训中心顾问。

教学方面，主要开设的课程有：《影视语言》、《影视导演艺术》、《影视制作》等。为不断提教学质量，积极参与艺术创作实践，导演了短故事片《父子俩》、《红小鬼》，长故事片《舞恋》、《小城细雨》、《奇婚怪事》，电视专题片《平凡明星》（十一集）、《植根于沃土的歌》，大型舞台雕塑剧《一二-九》，还在电视剧《缉私的人》（上下集）、《大写的人》（六集）任艺术指导，《缉私的人》获1989年华东地区电视剧大奖“银燕奖”。

在国家级影视刊物上发表过《让舞蹈说话》、《试写真善美的赞歌》、《难忘的聚会坦诚的交流》等多篇学术论文。合作编辑有30多万字的《电影导演的探索》理论书籍。

1989年被编入《华夏妇女名人词典》，1993年被评为北京电影学院先进工作者，1995年获北京电影学院最高成就奖“金烛奖”，1997年获学院优秀研究生导师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