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时雨原名李亭芳，1908年出生于黑龙江巴彦县一个大地主家庭，1929年考入国立北京政法大学，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李时雨受组织派遣打入东北军，任“剿总”第四处中尉办事员，开启了他传奇的潜伏生涯。李时雨从中尉办事员一路升到国民党少将，历任汪伪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兼秘书长、淞沪行动总指挥部军法处长等要职，成为隐藏在敌人上层核心部门的红色“窃听器”。

“爱慕虚荣”运电台，销毁案卷救同志

1937年7月，国民党天津高等法院来了一位从西安“剿总”调来的年轻“书记官长”，他就是由党组织安排到天津从事党的地下情报工作的李时雨。

此时，天津党组织从英法租界外国人电料行中采购了一批电台机械和设备，急需送出天津。李时雨手上虽然有日本特务机关批发的通行证，但租界唯一的出口“法国桥”由凶恶的日本军警把守，想把严格禁运的三大箱电台设备运送出去，实非易事。

正当李时雨苦思冥想时，接到了妻子孙静云的电报，李时雨眼前一亮。他来到伪高等法院院长家中，表示想“充充面子”，借院长的菲尔特轿车去车站接妻子，院长本就对李时雨十分看重，便欣然应允了他这个“爱慕虚荣”的请求。李时雨借到车后，打着院长的“大旗”，顺利通过“法国桥”。

但是运送第三个箱子时，李时雨没有理由再去借车，只得雇了一辆人力三轮车向外运送，经过“法国桥”时，三轮车不能过桥，李时雨便一手提箱子，一手拿“派司”，昂首挺胸混在人群中，看似轻松潇洒，让日本人以为箱子不重，“大摇大摆”地将电台提了出去。

地下党员冯骥被捕，伪法院已掌握了一些证据，营救难度大。经深思熟虑，李时雨利用书记官长有检查案卷之权，借检查康姓书记官工作之名，趁其外出抽出了冯骥全部案卷，带回家中付之一炬。过了几天他又去检查，点名要看冯骥的案卷，康书记官自然找不到。正在着急之时，李时雨“善意”提醒是不是被前次日本人炸丢了，康书记官怕受责备，连连称是。既已销毁了实证，李时雨便谎称冯骥是自己朋友的亲戚，乃是被诬陷入狱，多次暗中活动后，冯骥被无罪释放。

“平步青云”获密报，抢盖大印送武器

1939年，汪精卫加快投敌卖国步伐，在上海筹备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策划建立伪政权。派遣人员到各地网罗代表，由朱晶华等3人负责平津“选区”。朱晶华到天津后，经曾任东北联军驻津代表的地下党员孟幻飞介绍，见到了李时雨。朱晶华把这个法学人才网罗为代表。

1939年8月28日至30日，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极斯菲尔路76号（汪伪特工总部）秘密举行。作为“六大”代表的李时雨详细记录了会议情况，回到天津后，立即向北方分局社会部汇报，为党中央提供了汪精卫政权卖国投敌内幕和伪“六大”若干决定等第一手情报。

1939年12月，汪精卫主持六届一次常委会，李时雨被指定为天津市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并受到了汪精卫的接见。交谈中，汪精卫透露了他与日方秘密签订的《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及《秘密谅解事项》，这是汪伪中央的最高机密，也被李时雨一字不漏地记录下来，传给中共北方分局。

1940年3月30日，南京汪伪政府成立，李时雨被任命为立法院的立法委员、法制委员，直接在伪立法院院长陈公博手下工作。李时雨为陈公博解决了不少难题，很快博得陈的信任与赏识，倚为亲信。

1941年4月，陈公博担任上海伪政府市长兼上海保安司令，任命李时雨为党部常务委员兼上海保安司令部秘书处处长，授少将军衔。1942年5月，李时雨接任保安司令部军法处处长。

为对我新四军进行“清剿”，汪伪政府成立了“全国清乡委员会”。陈公博兼任上海分会主任委员，任命李时雨兼任第四处处长。有了职务之便，1942年12月，李时雨及时将日本派遣军司令部与汪伪政府“军政部”秘密制订的春季“清乡”计划送到新四军军部。陈毅依照情报提前部署、抢先行动，使日伪军首批“清乡”计划惨败，他赞扬李时雨提供的情报“起码帮助我们增添了一个师的兵力”。

1943年8月，汪伪政府接收上海租界，李时雨兼任伪上海警察局司法处处长。身兼汪伪政权三大处处长，一时间，李时雨成了上海滩炙手可热的人物，各色人物都来巴结。在汪伪政府走向末路、人心惶惶的关键时刻，李时雨抓住时机，在武器调拨单上盖上司令部大印，直接从保安司令部军火库中提取出20支德国手枪、100支美国卡宾枪、两种子弹各3万发，堂而皇之运出上海交给新四军。

1946年9月，李时雨被军统特务逮捕，严刑拷打也拒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最后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零6个月，1949年2月被取保释放。1949年4月，公开身份的李时雨终于穿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他激动赋诗曰：“敌营搏斗十五年，刀光剑影无形战。革命胜利归来日，换上军装笑开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