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水产养殖中的海大智慧（一）：这里走出了鱼类学家朱元鼎

编者按：9月23日至24日，美丽的上海海洋大学即将迎来第四届全球水产养殖大会。全球水产养殖大会由联合国粮农组织发起，每十年举办一次，此前已举办三届，这是首次在中国举办。承办全球盛会的橄榄枝为何独独抛向了上海海洋大学？中国是世界渔业大国、水产养殖第一大国，上海海洋大学又是如何向世界水产养殖业可持续发展贡献出海大智慧和海大方案的？让我们在回望中国水产养殖历史中，也细数那一个个辉煌的名字，走进他们的故事中。

宁波靠近我国最大的渔场——舟山渔场，渔业繁盛。儿时的朱元鼎每天放学后，总喜欢徜徉海边，流连忘返。每当他好奇地向老师请教与鱼儿种类相关的问题时，老师都语焉不详，因为那时还没有系统描述中国鱼类的书籍，即使是教师，相关知识也很贫乏。不过，恰恰是这个小插曲，使朱元鼎同鱼类分类研究结下不解之缘。

朱元鼎只用2年的时间就完成了本该6年完成的中学学业，中学毕业后进入东吴大学学习。大学期间他便用英文写成了《藻类的经济价值》一文，这篇文章系统地介绍了藻类的生物学特点和经济意义，不仅有着较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充分反映出朱元鼎过人的学术水平和英语能力。1920年大学毕业后，朱元鼎受聘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生物系(今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1925年被选派到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院进修昆虫学，学成回国后继续在圣约翰大学任教。任教期间，年轻的朱元鼎目睹中国拥有丰富的鱼类资源，鱼类学研究领域却被外国人把持的状况，深感痛心。于是他下定决心，放弃从事多年的昆虫学研究工作，转而研究鱼类。1931年，他写成了《中国鱼类索引》，这本书成为全面、系统研究中国鱼类分类学的开山之作。

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本方面对当时中国的一些名教授格外“垂青”，朱元鼎自然也成了他们企图猎取的对象。1936年夏，上海亚洲文会博物馆给朱元鼎送来“请柬”，邀请他赴日讲学。朱元鼎以请柬来迟，下学期课程已经排满为由，回绝了对方的“盛情”邀约。次年，日本方面又提前几个月寄来“请柬”，朱元鼎还是很干脆地回绝了。

其实早在青年时代，朱元鼎就显现出强烈的爱国思想，正是一直秉持这样的赤子之心，朱元鼎向家人谈起当年日本的“盛情邀约”时说，“小恩小惠岂能毁掉中国人的国格和人格”。后来每每想起此事，他都严肃而又愤慨地说：“不怀好意，真险呐！”面对外界的威逼利诱，朱元鼎从来没有丝毫的退让和动摇，彰显了一个爱国学者坚定的民族气节和浩然正气。

从抗日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十余年中，尽管朱元鼎坚持开展鱼类研究，但终因战局动荡，收效甚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科研工作快速发展，朱元鼎如鱼得水，一心潜于学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952年，中国第一所水产高等院校——上海水产学院成立，朱元鼎担任海洋渔业研究室主任，专心致力于鱼类的研究。1954年，他和其他鱼类学家合作，对南海鱼类区系进行了历时5年的实地考察，又经过长达3年的资料整理编写，于1962年出版了《南海鱼类志》。1960~1963年，他又相继完成了《中国软骨鱼类志》《南海鱼类志》《东海鱼类志》《中国石首鱼类分类系统的研究和新属新种的叙述》等专著，基本上摸清了中国沿海鱼类资源的种类和区系分布，为我国开发和利用海洋鱼类资源作出了贡献。

朱元鼎教授与助手们在解剖鲨鱼

耄耋之年的朱元鼎仍孜孜不倦，潜心研究。1986年，90岁高龄的朱元鼎主编出版了《福建鱼类志》上、下卷，这是他晚年主持编著的最后一部鱼类志书。该书学术性和应用性相结合，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1986年11月，朱元鼎因病卧床不起，却仍不忘《中国鱼类志》的编写工作，召集助手于病榻前研讨如何早日完成。12月初，他的身体已十分虚弱，却仍坚持审阅论文。此时，距朱元鼎去世仅有两周时间。

1986年12月17日朱元鼎在上海去世。生前，他把私人珍藏的图书、资料全部捐献出来。有关单位为了表彰他的爱国热忱，给予5万元奖金，但家属深知朱老生前提携后生之夙愿，将全部款项捐给了上海水产大学，建立了“朱元鼎奖学金基金”。

1996年8月16日，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荣毅仁在纪念朱元鼎先生100周年诞辰之际为其题词“敬业奉公，为人师表”。这充分肯定了朱元鼎为中国鱼类学和水产教育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治学严谨、孜孜不倦的学术风范和敬业爱国、甘为人梯的崇高人格，是朱元鼎先生一生的生动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