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厉以宁教授关于“第三次分配”的思考与论述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习近平8月17日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研究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做好金融稳定发展工作问题。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关系发展和安全，要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统筹做好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

会议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

会议中提到的“三次分配”就像一只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温柔之手”，建立在自愿性的基础上，以募集、自愿捐赠和资助等慈善公益方式对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进行的分配，是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有益补充，有利于缩小社会差距，实现更合理的收入分配。

上世纪80年代，厉以宁教授在北大办公楼礼堂讲座，分享关于如何用股份制思想解决国有企业改革问题。能容纳千余人的礼堂里挤满了听众，甚至连主席台也被听众坐满。

这一理论，在国内最早是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创始院长厉以宁教授提出。1991年，他在《论共同富裕的经济发展道路》一文中，首次提出“影响收入分配的三种力量”，指出道德力量是超出市场机制与政府调节的力量之外的第三种可以影响收入分配的力量。

摘自1991年厉以宁发表的《论共同富裕的经济发展道路》

收入分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相比，三次分配在概念内涵、分配参与者和分配价值取向等方面有鲜明特点。

这本书中收录的2017年发表的论文《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一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当中，厉以宁教授深刻分析了“富强”的内涵与现实意义，并提出“争取实现最大的制度红利——社会和谐红利”，并用专门章节对“三次分配”进行解析。

第三次分配是相对于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而言的。

市场主导的分配是“第一次分配”，是指在市场发挥调节作用情况之下，参加工作或进行投资的人，按市场规律取得自己的那一份收入。但由于每个人获得的收入多少不一，总会形成收入的差距，而收入差距过大是不利于社会和谐的，于是就会有“第二次分配”。

政府主导下的收入分配是“第二次分配”，是指政府依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政策等进行收入调节。总的来说，对于收入少的人征收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等，对于财产较多的人征收的财产税（如房产税），对于贫困户则给予津贴、补助等，都属于“第二次分配”。政府通过收入的调节来缩小社会上的收入差距。通过这种方式，每个人的收入都成为税后收入，而低收入人群不仅不用缴纳所得税、财产税，而且还能得到政府发给的津贴或补助。

第二次收入调节以后，社会上还存在较大收入差距，这时就进入“第三次分配”。

“第三次分配”，通常是指基于道德力量作用的收入再分配，包括通过社会公益事业把人们捐赠的钱财用于帮助低收入家庭，也包括人们自愿从事的帮助低收入家庭脱贫的捐献，如帮助孤寡老人、病人、残疾人、儿童，还包括人民自愿提供的各级各类学校的奖学金等。此外，在针对洪水、地震、泥石流、长期干旱的地区救灾活动中，也会有不少人或向慈善机构捐献，或自行向受灾群众捐款，这些都属于“第三次分配”的范畴。

在2015年发表的《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厉以宁教授专门列出“重视‘第三种调节’——文化调节”这一小节来强调第三次分配的重要性。

他指出人类在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出现之前主要靠道德力量进行调节，有了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后，道德调节也在发挥作用。他强调要重视第三种调节，这对今后社会经济发展很有好处。

厉以宁在1999年首次出版的《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一书中指出：虽然这种分配是一种资源的、非强制性的收入转移，但并不是同市场与政府完全没有关系的。

它能为文化、教育、卫生、环保等事业出力，结果必将有助于社会的协调发展。同时，人们对于第三次分配的自愿程度也会受到社会规则的影响。因此厉以宁表示，凡用于公益事业的捐献，应该免税，让更多的人把自己的财产用于公益事业。

收入分配问题，事关人民切身利益，也关乎改革发展稳定之大局。第三次分配也越发受到高层和各方关注。此次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再次释放出重要信号。要进一步扩展第“三次分配”的范围，增加个人捐赠的规模和总量，将潜力发挥出来，还需要制定好相关的制度和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