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廿山大 学术报国 | 铸就学术经典，勇挑文化脊梁——书写“山大文学派”中国梦
适逢山东大学百廿华诞，学校与中国网联合策划推出“百廿山大 学术报国”专题报道，通过展示学校在“双一流”建设中取得的丰硕成果，讲述代代山大人前赴后继、砥砺前行的动人故事，书写山大“为天下储人才，为国家图富强”的华美篇章。
流芳百世名，文学铸经典，山东大学文学院历经百年沧桑巨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之上，文学院继往开来，同心协力，以饱满的热情、进取的精神，不断书写“山大文学派”新的辉煌。
曾繁仁：著名美学家，当代中国生态美学的奠基人之一，山东大学终身教授。
杜泽逊：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钱曾怡：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汉语方言学会1-15届（1981—2009年）理事。
“天下武功出少林，生态美学看山大。全球范围内只要是研究生态美学、环境美学的学者，基本上都来过山大。”山东大学高擎着“生态美学”的大旗，成为国际生态美学界的“学术重镇”。曾繁仁作为山大生态美学的领军人物，不断走出去，受邀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作了有关生态美学的大会主题发言，代表中国学人发声，创造美学界的“中国话语”体系。
1981年，杜泽逊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进入古籍整理研究所研究生班。时过境迁，不知不觉中，他在山大的校园里已经走过了四十一年的风风雨雨，从当初的青葱岁月，成为了学校里师生眼里的“男神”。“为往圣存古籍，为百世求善本”，现在杜泽逊依然带领着古典文献学专业部分教师和研究生，从事《十三经注疏汇校》工作。
2012年，国家启动了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的申报工作，杜泽逊因其在四库存目书调查研究、清代文献编目研究等方面的突出成绩，一路过关斩将，顺利入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成为山东大学人文学科第一位长江学者。
1952年，钱曾怡进入山东大学中文系，主修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后留校，被派往北京教育部与中国科学院合办的“普通话语音研究班”。1957 年7 月重回山大，除了教学任务以外，其余时间全身心投入山东方言的调查工作。“在今天的语言学界，谈到现代汉语方言，就自然想到山大的钱曾怡教授，想到钱曾怡教授，也就想到现代汉语方言。一个从事科学研究的人，能达到这一步，我看就是获得了巨大成功。”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杜泽逊如是评价钱曾怡先生。
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正处于工业化起步阶段，各地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在大江南北“野蛮生长”，大大小小的化工厂、造纸厂肆无忌惮地排放着。曾繁仁在一次赴豫开展技术合作的途中，经泰安，跨济宁，走菏泽，达兰考，一路上只见浓烟滚滚，污水横流，黑水能流出十几公里，空气都弥漫着呛鼻的刺激气味。
“走一程，痛一程，哀民生之多艰，恨污染之严重，这一路简直触目惊心！”说起当时的所见所闻，尽管已经过去35年，曾繁仁仍然痛心疾首，体会深切。
“我们国家如果要出大问题，就出在生态上。”曾繁仁以一名学者的敏锐和警醒、士人的情怀和担当，做出了发人深省的论断。
2001年11月，首届全国生态美学研讨会在西安隆重召开。“终于有地方可以将胸中块垒和盘托出了。”虽然距研讨会召开仅有十天的时间，曾繁仁仍不辞辛劳，一挥而就完成万字论文《生态美学: 后现代语境下崭新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观》，提出生态美学是后现代语境下对现代性工业革命进行反思与超越的产物，其基本理论内涵是一种生态存在论的美学观，从生态存在论哲学观的角度为生态观、人文观与审美观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2003年10月，曾繁仁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一书出版，2007年12月，《转型期的中国美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第三编为“生态美学论——由人类中心到生态整体”共收集曾繁仁有关生态美学的文章17 篇。中华美学学会会长汝信教授在该书“序”中指出:“我以为生态美学的提出是我国学术界首创，正好填补了生态研究的一个空白，无论是在理论上或是在实践上都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在此之后，党中央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论断，为生态美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
2005年以来，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举办了多场大型国际会议，在曾繁仁的带领下，不断向世界发出中国声音，使得中国生生之美具有走向世界、建设中国生态美学乃至美学重要话语体系的广阔空间。
2001年10月，恰逢山东大学百年校庆，季羡林先生作为校友应邀回到母校，在和友人交流时提到山东大学的“三个人”：“一位是周来祥，一位是关德栋，第三个是杜泽逊”。称赞“杜泽逊的古籍研究了不起”。于是就有了季羡林先生表扬山东大学的“三个人”之说。
“我杜泽逊不过是个年轻后学，何德何能，居然与两位大家并列？”谈起季羡林先生当年的赞赏之语，杜泽逊总是谦虚地说。
西人巴斯德有言，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1992年1月，杜泽逊在北京中国书店购买了一部《四库全书附存目录》。
“清朝乾隆年间，全国各地献书一万多部，由纪昀等360多位官员和学者编纂了一部《四库全书》。但是一万多部书里仅选了3000多种收入《四库全书》，囿于阶级立场和时代局限，遗珠之憾在所难免。”
就这样偶然的机会下，杜泽逊开始为近7000部存目书编写“身世档案”，从事《四库存目标注》的撰写工作。每次出差，他都背着一个背包，里面装着十来个“硬皮本”，以便随时记录存目书的信息。
“当年没有电子化信息，只能‘一双眼睛两条腿’，一部一部去查找，我准备干一辈子。”说起往事，杜泽逊的声音坚毅如铁。
《四库存目标注》的撰写工作开始不久，第三次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召开，会上提出整理出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看到这一消息后，杜泽逊一下子懵了：“项目撞车了！我一个寂寂无名的学界后生，单枪匹马，即使使出吃奶的力气，也比不过‘国家队’。”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时任古籍所所长董治安教授的举荐下，杜泽逊向古籍学界的知名学者分别致信，坦陈自己对存目书调查研究工作的进展，受到重视。紧接着，北京大学领衔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正式成立，季羡林先生出任总编纂。随后一纸调令，自诩“毛头小子”的杜泽逊带着自己的“硬皮本”进京，成为四库存目丛书总编室主任、编委会工作委员会委员。
“总编辑是季羡林先生，工委会主任是刘俊文先生，一时间众多学界宿耆、少壮精英云集京华，令我受益终生。”
随着项目的不断推进，杜泽逊的硬皮本越积越多、越记越厚，终于无一处可下笔了。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和敏锐的学术眼光让他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编纂出版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出版工作于1997年10月全部完成，精装1200册，1996年获霍英东贡献奖。
“虽然该书填补了国内学术界的空白，但这只是古代学问当中的一项小任务而已，我只是尽了一点微薄之力，虽不能说尽善尽美，但至少可以告慰学界前人。”说起自己的代表作，杜泽逊显得非常淡然。
易代修史是中国的传统。2003年，国家正式启动《清史》纂修工程，而王绍曾先生作为《清史稿·艺文志》研究的第一人，成为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无奈老先生年事已高，他专门给《清史》编委写信，极力推荐《清史·艺文志》由杜泽逊担纲：“他是我的衣钵弟子。”“这是王先生用人格和学识为我背书，代表了真正的认可。”
于是，杜泽逊顺理成章成为《清人著述总目》和《清史典籍志》的主编。“以一人之力承担《清史》的两个主体项目，全国仅此一例。”
钱曾怡，虽然已近毫素之年，依然精神矍铄，温婉质雅，淡然如菊。
钱曾怡从事方言研究长达六十余年，将一个乏人问津的冷门专业做得水生风起，日渐“热闹”了起来，被学术界誉为“独步方言界”“超迈古今”。
“实地调研是方言学研究的生命。”钱曾怡坦言，从秦汉时期的古典方言学到现当代方言学，都是以实地调查为基础的。如今，她依然将先师李荣先生的话奉为语言学研究之圭臬：“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研究语言，研究方言，都需要采集资料……调查方言就是搜集资料，这是研究方言的基本功。不会调查，怎么说得上研究。你不调查，就不会鉴别、使用别人的调查成果。”
几十年来，钱曾怡一直身体力行，在山东、河北、浙江多地进行汉语方言实地调查，其中对山东省胶东和鲁中地区的调查研究尤为深入。她曾经带着自己的硕士研究生，在外田野调查，一去就是150多天。
2014年1月，已经82岁的钱曾怡依然带着三位学生在沂山地区做田野调查，先后在临朐县、沂水县、莒县、沂源县等8个县市的18个调查点，对50多名当地群众进行了调查。后来发表了《山东沂山地区方言志》，并帮助当地完成了地方志方言部分的写作。
“理论来源于实践，方言学的理论，只有在大量方言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才能建立；也只有客观存在的方言事实，才是检验方言研究真理的标准。不进行实地调查，方言研究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方言学是一门极为严密的学科，汉语方言现象十分丰富复杂，往往为人民始料所不及。钱曾怡在开展调研时，每一个点都必须分别记录老男、老女、青男、青女的音系及某些语料，这是因为方言在不断演变发展，存在着新派和老派的不同，而且男女的语言习惯也常有不同。许多人认为方言调查的记音，是掌握了语音演变规律后推出来的。这真是天大的误解。“不具体调查发音人每一个字的发音，而按古今演变规律记录，是方言调查之大忌。”
1981 年，钱曾怡参加“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第一届年会”，看到学者们提供的论文，大多是讨论闽粤吴等东南地区方言的，而官话方言（当时称北方方言）却极少。钱曾怡果断提出了要重视官话方言的研究，得到了官话地区方言研究者的响应。经过努力，于1997 年7 月在青岛召开了“首届官话方言国际学术讨论会”，编辑出版了《首届官话方言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又经十余年，组织编写了97 万余字的《汉语官话方言研究》，于2010 年在齐鲁书社出版。
经过多方收集资料，钱曾怡写出了《论儿化》一文，对汉语方言儿化现象的类型、功能、地理分布等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并讨论了儿化与汉语结构格局的关系，引起学界重视。
1982年，曾繁仁开始在山东大学开设“西方美学”课程至今，造就顶天立地的“山大学派”。
“审美学教育是我做了一辈子的事情，美是什么？美是诗和远方，一个民族没有诗和远方，还会有希望吗？”如今已届八十高龄的曾繁仁回顾往事，不胜唏嘘。在当时教育改革的背景下，审美教育作为能够将“教育学托上天空的一朵彩云”被重新提起。“缺乏美育的教育是不完全的教育”“美育的本质是包含感性与情感教育的‘人的教育’”。曾繁仁还主编了《现代中西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比较研究》，“作为我国第一部全面进行中西现代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比较研究的论著带有填补空白的性质”。可以说，曾繁仁是当代鼎立推动美育发展的重要学者之一，“居功至伟”。
杜泽逊对学生关爱有加，注重言传身教。只要学生有需求，无论有多么忙碌，杜泽逊都会伸出援助之手；不管是学术问题还是生活问题，他都会给予学生恰到好处的点拨启发。杜泽逊对学生的教诲往往是润物无声的言传身教。
2014年的寒假，他曾给学生发了这样一则短信：“学期之末，匆匆不及话别为歉。年假以慰亲休息为要，所以慰亲者何？报告学堂生活，帮助采购年货，烹调洗衣，清扫房间庭院，拜访亲戚师友芳邻皆是......”谦逊的话语让学生们大呼“惶恐”，殷切的关怀又让学生们的心中洋溢着暖流。
如今，杜泽逊时常在绿树成荫的山大校园里行色匆匆，忙碌于“校经处”、文学院、儒学高等研究院和尼山学堂。“儒家经典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标志，但儒家十三经流传2000多年，版本众多，错讹之处在所难免，现在我们就是想将其中的异同之处整理出来，最终整理出一部公认的通行本。”这项工作十分艰巨，但杜泽逊“知难而进”，“最终做完可能多达200多册，退休前是做不完了，到时候分给学生们继续做，学术就是一任接着一任干，一棒接着一棒跑。”在杜泽逊身上，我们能清晰地看到一代代山大学人的风骨：不畏艰辛勇攀学术高峰的气概、学术报国的担当，以及春蚕吐丝般的奉献精神。
“钱先生最让人钦佩的地方是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带出了一大批好学生。”作为钱曾怡先生的“关门弟子”，张燕芬教授对其赞不绝口。据她介绍，钱先生喜欢不盲从、有独立见解的学生，甚至喜欢学生与她争论，只有这样，才会互相启发，教学相长，不断推进方言学的研究。许多年前的一天，钱先生走在去文史楼的路上，有一个小伙子迎面走来，突然站住对她说：“钱老师，你怎么把方言的学问做得这么好？”她脱口而出：“大概我没有别的本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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