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大红色故事08|在铸造西南联大风骨征程中走出的爱国地质教育家和地大学术先驱——袁复礼

（图2）袁复礼绘制的长沙临时大学迁滇线路图

（图3）湘黔滇旅行团辅导团合影（缺王钟山）。左起：李嘉言、郭海峰、李继侗、许维遹、黄珏生、闻一多、袁复礼、曾昭抡、吴征镒、毛应斗

（图6）1940年，联大地质地理气象学系部分师生合影，前排：袁复礼（右二）、张席禔（左二）、苏良赫（左一）、宋叔和（右一），后排：池际尚（右一）、徐煜坚（左一）

      20世纪初，面对当时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中国，无数有志青年带着中华儿女追寻民族复兴的志气，选择了出国留学，寻求“救国”良方，以图振兴中华的道路。袁复礼即是选择了这条道路。

      袁复礼，字希渊，1893年生于北京。1913年，考入清华学堂高等科。两年后，他怀着知识报国的志向赴美深造，在布朗大学学习生物学、考古学、植物学等课程。在一次听了著名地貌学家D.W.约翰逊教授关于海岸地貌的演讲后，他对地质产生了浓厚兴趣。1917年，袁复礼毅然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开始学习地质学。

（图7）在清华读书时的袁复礼

（图8）在庆祝中国地质学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少先队员将鲜花献给创立会员袁复礼教授（1982年）。

      仰韶文化，是指黄河中游地区一种重要的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其持续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至前3000年（即距今约7000年至5000年，持续时长2000年左右），分布在整个黄河中游从今天的甘肃省到河南省之间。因1921年首次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发现遗址，故按照考古惯例，将此文化称之为仰韶文化。仰韶文化上承旧石器文化下接龙山文化，使中国石器时代有了大致轨迹，也加深了世界对中国是文明古国的认识。

      仰韶文化遗址的首次发现作为20世纪中国考古100件大事之一，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证实了中国存在非常发达的远古文化，使世界认识中国有自己的新石器文化。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公布仰韶村遗址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仰韶文化遗址成为中外史学界、考古界向往的“文化圣地”。

      袁复礼虽是一位地质学家，但中国考古史上的几次重大发现都有他的参与，被考古界誉为“中国考古事业的先驱者之一”。而他参与的考古第一件大事就是发掘仰韶文化遗址。 

      1921年，刚从美国归来的学者袁复礼在仰韶村遗址的第一次发掘中起到了核心作用，不仅对遗址进行了全面测量，并按照1：2000和5厘米等高线绘制了中国考古史上的第一幅等高线地图——《仰韶村遗址地形图和仰韶村南部等高线图》，还承担了与北洋军阀当局的交涉工作。这幅精准的仰韶村遗址地形图为后来在该地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

      1921年10至12月，袁复礼协同瑞典学者安特生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开展考古发掘工作。日常的发掘工作就由袁复礼主持，他积极发挥自己的地质和考古知识优势，发掘出带土实物十余箱，包括骨器、石器、陶器等。

（图9）袁复礼（左一）、安特生（左二）在仰韶村遗址第一次发掘时与房东的合影

      袁复礼半生的地质实践，几乎都与大西北紧密联系在一起。他深深扎根于大西北这块亟待开发的沃土中，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开拓、耕耘，终于结出累累硕果。

      西北边疆，多数人眼中的荒芜穷僻之地，实际却满藏宝藏。近代以来，不少外国人以考察为名义纷至沓来，在考察研究的同时，将中国西北资源、文物、地理资料掠夺至境外。资源的流失，让袁复礼这样有深厚民族情怀的知识分子，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迹。也正是这种屈辱，让他在西北考察中坚韧坚定、勇于开拓，誓要为国家争一口气。

      1926年，已在中国西部三次历险的斯文·赫定再次组织起一支探险队来到北京，欲再次前往西北考察。他们得到了北洋政府的批准，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翁文灏与之签订了协议。协议中提出：只容中国人二人参加，负与当地官厅接洽之义，限期一年，到新疆后即需东返。此外，采集之历史文物，先送瑞典研究。不对等的所谓协议以及没有中国学者参加的条款，激起中国学术界的强烈不满，学术界随即发起召开北京各学术团体联席会议，与斯文·赫定再次展开谈判，坚决反对外国人单独对中国的土地进行考察，攫取珍贵资料。据理力争后，双方终于达成新协议：中外学者共同参加科学考察，考察所得采集品决不许擅自运出境外。至此，“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成立。

      按照协议规定，中方选派5名学者和4名中国学生加入探险队。袁复礼是中方5名学者之一。

（图10）1929年12月，李宪之（左三）、袁复礼（右三）、黄文弼（右二）、刘衍淮（右一）在乌鲁木齐 

1927年5月，在斯文·赫定、徐炳昶两方团长带领下，考察团登上北京到包头的列车，正式拉开了西北考察的帷幕。

（图11）袁复礼（左）和瑞方团长斯文赫定（中）、中方团长徐炳昶（右）在一起研究工作（1927年）

（图12）1931年，袁复礼冻伤患足病时在乌鲁木齐休养

（图13）袁复礼西北考察笔记

（图14）整理的考察团摄影底片

（图15）袁复礼西北考察途中使用的相机

（图16）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袁复礼的北极星奖章（左），西北科学考察团团徽（右）

当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上冉冉升起时，动乱的中国顿时充满了无限希望，属于科学发展的好时代来到了。在人民的欢声笑语中，袁复礼感到无比畅快。光明就在前面，我们应当努力，要为培养更多地质人才全力以赴，袁复礼立下了豪言壮语。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由袁复礼领导的清华地学系与北京大学地质系、天津大学地质工程系和唐山铁道学院采矿系地质组合并组建了北京地质学院。袁复礼作为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在北京地质学院百端待举的状态下，积极参与学院筹建工作。

（图17）袁复礼和北京地质学院地貌组同志一起

（图18）袁复礼和80年代的研究生们亲切交谈，把希望寄托在年轻人身上

（图19）1983年，袁复礼参加“四世同堂”的研究生答辩会

（图20）1985年，袁复礼年逾九十高龄仍每天伏案工作

“喜看桃李满天下,祝师长寿敬一盅”，1983年12月25日，在袁复礼90大寿上，黄汲清教授赋诗一首，歌咏师长功绩。黄汲清的诗同时得到了杨遵仪与王鸿祯两位老教授的认可与赞赏：“这首诗写得太好了，写出了袁老的主要贡献和大家对袁老的崇敬之情”。

（图21）袁复礼90诞辰庆祝会上，黄汲清代表中国地质学会致词后，举杯“祝师长寿敬一盅”

      “我一生尽自己微薄的力量努力替祖国多做一些事业，愿在余生中继续努力，好给四化多出一分力量。”在给中国自然科学家辞典编委会的信中，袁复礼如此写道。

      作为一名从旧时代走到新时代的地质学家，袁复礼对家国苦难有着切肤之痛。因此，他一心为国，60年来都在为地质科学事业和地质教育事业奉献自己。

      新中国诞生了，他看到了国家建设的百废待兴，虽年逾花甲，仍以饱满的热情积极投入祖国的各项建设事业，并立即给海外的学生写信，召唤他们回国效力。袁复礼对池际尚说：“显微镜都给你准备好了，就等你和光炽回来开新课”。1950年，在袁复礼的感召下，池际尚、涂光炽等一批地质学家陆续回国，新中国地质人才队伍得到不断充实。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袁复礼对国家对这片土地呕心沥血竭力付出的真实写照。1949年，将西北考察归来后绘制的1:50万新疆地形图交予解放军，促进了西北解放；1950年，又将收集到的1:10万朝鲜中部地形图交予志愿军，助力了抗美援朝军事行动；1952年帮助河北省圈定和评价了迁安铁矿；1953年参加了中科院编译局地质学名词编译工作；1956年参加长江三峡工程地质考察和鉴定工作以及刘家峡水电站地质论证工作；1959年解答了南京长江大桥工程问题。各类贡献数不胜数，袁复礼以身作则，拳拳赤子之心，报国至诚！

（图22）1956年，参加长江三峡工程地质考察和鉴定的中苏专家合影。图中有袁复礼（前排右二）、候德封（前排左一）、冯景兰（中排左三）、任美锷（中排左四）、李承三（中排左五）等

（图23）袁复礼百年诞辰纪念启功教授题写书名“桃李满天下”

（图24）钱伟长教授题词“一代大师 千秋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