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人虽萎，光芒永存——致敬李泽厚先生

2021年11月3日晨，著名美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李泽厚先生与世长辞，享年91岁，百度百科相关网页已悄然转为灰色，无数学人都在沉痛哀悼这位思想巨擘。

上世纪80年代，我刚出生的那个时候，先生就已名动江湖，引领“美学”之潮流，执掌思想史之“牛耳”，成为其时青年争相追崇的“精神导师”。作为名不见经传的后辈小生，我本不敢撰文直言先生，只是由于先生去世，令我忍不住执笔，表达我对先生的悼念；并重温先生经典佳作，以致敬这位不同凡响的伟大思想家。

我与先生是同乡——我们都出生在宁乡沩水河畔。我于1999年前往湘潭大学攻读历史学本科专业时，老师们就推荐我们看先生的《美的历程》及《中国思想史论》三部曲（古代、近代、现代），说这是大学生必读书目，后来攻读专门史（中国近代文化史）方向的硕士，先生的这两部著作又成为我们的入门指导书。十年后，我到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攻读中国近代思想史博士学位，我的导师给我列了个长长的书单，要我在读博期间有选择性地认真研读，而先生的三本《中国思想史论》也赫然位列其中。应该说，学历史的人如果不知道先生的大名，没看过先生的这些大作，就真的要被贻笑大方了。

我心里一直为有这样一位思想大家同乡而引以为傲，却不知还有幸成为了他的校友。2018年我入职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有一次到图书馆借书，走过馆内一楼中间空旷的长廊时，忽然下起了雨，夹带一股凉风，地面瞬间湿滑，我差点摔倒，在脖颈后仰之际，不经意见到侧面墙上挂着一幅人物画像，十分面熟，定睛看时，正是李泽厚。他于1945—1948年就读于湖南第一师范86班，之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湖南一师是一代伟人毛泽东的母校，亦是蔡和森、何叔衡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母校，有50多位杰出校友入选《辞海》，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后来有人称先生学贯中西马，不仅有坚实的中国文化根基，亦具深厚的西方哲学素养，对马克思主义也颇感兴趣而有深入研究。这与他求学湖南一师大概有关。

关于先生的学术造诣、人品个性及时代影响等，学界已有诸多探讨，我难以再做评议，在此只想就三个方面谈点个人观感，以表达对先生作为学术大家的敬意。一是先生“美学”的独特意境，二是“救亡压倒启蒙”的卓识，三是“告别革命”论是否曲解了中国革命史？

先生在中国美学界独具风骚，他和他的书——《美的历程》唤醒了80年代有关“美”的一切想象，让无数青年夜不能寐。先生曾自豪地谈到：“80年代的每个学生宿舍里，总能翻检出我的《美的历程》。”他对“青铜饕餮”的美的形容简直让人窒息：“这些怪异形象的雄健线条，深沉凸出的铸造刻饰，恰到好处地体现了一种无限的、原始的、还不能用概念语言来表达的原始宗教的情感、观念和理想，配上那沉着、坚实、稳定的器物造型，极为成功地反映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那进入文明时代所必经的血与火的野蛮时代。”他对孔子导引中国美学走向“实践理性”给予高度赞誉：“孔子不是把人的情感、观念、仪式（宗教三要素）引向外在的崇拜对象或神秘境界，相反，而是把这三者引导和消镕在以亲子血缘为基础的世间关系和现实生活之中，使情感不导向异化了的神学大厦和偶像符号，而将其抒发和满足在日常心理——伦理的社会人生中。这也正是中国艺术和审美的重要特征。”先生的这一论断对研究中国伦理社会历史与文化传统的学者均有重大影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国学研究院院长朱汉民教授在其著作《圣王理想的幻灭——伦理观念与中国政治》一书中，就提出古代中国的一大特征是伦理型政治文化，与西方法理型政治文化正相对应。朱教授亦坦言其思想深受先生学术思想的影响。

《美的历程》还将《离骚》之“美”、盛唐之音、魏晋风度、苏轼的意义等写得极富神韵而魄人心魂。“《离骚》把最为生动鲜艳、只有在原始神话中才能出现的那种无羁而多义的浪漫想象，与最为炽热深沉，只有在理性觉醒时刻才能有的个体人格和情操，最完满地溶化成了有机整体。由是，它开创了中国抒情诗的真正光辉的起点和无可比拟的典范。两千年来，能够在艺术水平上与之相比配的，可能只有散文文学《红楼梦》。”先生着笔的“盛唐之音”尽显大气、“胡气”，以为唐代文艺在中外艺术的交融中，彰显出“一种丰满的、具有青春活力的热情和想象，......即使是享乐、颓丧、忧郁、悲伤，也仍然闪烁着青春、自由和欢乐”。而先生眼中的“魏晋风度”实质是“人的觉醒”：“人们......被那种内在的才情、性貌、品格、风神吸引着、感召着。人在这里不再如两汉那样以外在的功业、节操、学问，而主要以其内在的思辨风神和精神状态，受到了尊敬和顶礼。是人和人格本身而不是外在事物，日益成为这一历史时期哲学和文艺的中心。”陶潜“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否”的感叹，正体现了人自我觉醒后的纯粹追求。苏轼对此最是心领神会，成为陶潜的隔世知音，而更有“要求彻底解脱的出世意念”，先生以为苏轼表面随遇而安的“乐观”，实是对当时社会的隐形批判，这种似乎看透一切的悲情在《红楼梦》这样的伤感文学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显现，也预示了封建社会无可救药的命运。

先生的《美的历程》，总是以酣畅淋漓的笔触一泻千里，纵横捭阖，虽然各个时期的“美”各有代表性的物事人伦及其特征，但又不时前后呼应，相得益彰，让人手不释卷，百看不厌。冯友兰评价这是“一部中国美学和美术史，一部中国文学史，一部中国哲学史，一部中国文化史”；易中天说这样的著作凤毛麟角，以短短十几万字完成这样一个“美的历程”，“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且能做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丝丝入扣了，顺理成章，在看似漫不经心的巡礼中触摸到文明古国的心灵历史，诚非大手笔而不能为。”前辈已说的通透，我无复他言。

先生于美学上的造诣固然叹为观止，而其在思想史领域振聋发聩的独特见解尤让人感佩。他的很多远见卓识在今天仍是学术界热议的话题，先生无可厚非享有思想家的桂冠。首先是“救亡压倒启蒙”论。

1979年，先生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二十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论纲》一文，文章中，他详细论证了中国近代的首要命题是“反帝”，而“反帝压倒了反封”，这是其“救亡压倒启蒙”思想的雏形。1986年，先生发表了《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正式提出“救亡压倒启蒙”的思想史命题。他从“救亡与启蒙的相互促进”，到“救亡压倒启蒙”，再回应现实，论证了如何通过对传统文化做“转化性的创造”，从而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先生指出：“只有在学习、吸收、输入西方严格的逻辑分析和严密推理的思维方式基础上，来重视中国传统中的创造直观的思维特点，这才可能有助于科学和人文，才可能有助于传统思维方式的转换性的创造，而不失去其原有的优点。......在树立现代个体人格的前提下，不是以理（社会）压情，也不是一味纵情破理，而是使理融化在情感中。只有这样，传统才能有转换的创造，并在这过程中得到承继和发扬。”先生将这一思想概括为“西体中用”即“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一论断在当时整个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也被后来很多学者用作描述中国现代史的框架和工具。新时代的中国无疑已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大大超出当年先生之预想，但相信先生看到如此发展格局，必感欣慰。

先生的“告别革命”论也曾在学术界产生强烈反响。1995年，先生与刘再复先生合著的谈话集《告别革命》在香港出版。书中认为我国二十世纪就是革命和政治压倒一切、排斥一切、渗透一切甚至主宰一切的世纪。同时又指出历史总是会提供革命与改革两种选择的可能性，而非一种可能性。而中国近一百年来，从辛亥革命始即总是选择暴力革命的办法，并把它视为唯一合理的办法。但是，历史经验表明，这种办法要付出惨重代价，后遗症太大。因此他们提出要告别法国大革命、十月革命、辛亥革命，以及一切革命。这本书出版后引发热议，有些人断章取义，以为“告别辛亥革命”就是否定辛亥革命，就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并对其予以批判。殊不知二位先生的着眼点是反对革命神圣化的价值取向或革命崇拜。其言曰：“我们的告别，并非否定以往屡次革命的理由和他所起到的历史作用。但是，我们否定‘革命神圣’的观点。”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专家，著名史学家章开沅先生就曾言：“改革是常态，不是所有的社会进步都要以革命的形式进行，这一点是对的。......“告别革命”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是要人们以平常心对待革命。......革命是手段，不是目的，革命不能解决一切问题。李泽厚提出“告别革命”，也是痛定思痛的产物。”章先生之评议看来是比较中肯的。

哲人已逝，但消失的是形。先生的思想，有如洪钟大吕，空谷足音，必将在时代长河中继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先生曾言：西方要了解中国至少还需50年、100年。他还说：“我的书是为未来写的，未来会有外国人读。”相信先生的智慧将会在未来大放异彩！

/ 编辑 / 张晓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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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来源 / 马克思主义学院 胡慧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