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国现代物理学研究工作
的创始人之一
是中国光学研究和光学仪器研制工作
的奠基人之一
也是国立东南大学的首位毕业生
徐悲鸿称其为“科学之光”
他,就是严济慈先生
严济慈与东南大学的发展
有着诸多动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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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济慈(1901-1996) 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现代物理学教育的创始人之一,中国光学研究和光学仪器研制的奠基人之一,中国研究水晶压电效应第一人。1923年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物理学系。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2012年5月28日,国家天文台讲编号为“10611”的小行星命名为“严济慈星”。
1918年,严济慈参加全国六大学区高师联考,以浙江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初读商业专修科,一年后转工业专修科,再一年转数理化部读二年级,师从数学家何鲁、熊庆来,物理学家胡刚复等人。由于成绩优异,1921年严济慈还被聘为南高暑期学校的兼课数学教师。大学期间,严济慈自学法文,在中国科学社服务,并编著教科书《初中算术》和《几何证题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并担任本校《数理化》杂志主编。1921年,国立东南大学成立,三年间,南高东大并存而立。直至1923年,南高最后一届学生毕业,正式并入国立东南大学。严济慈正是其中之一,他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化部。
当时学校规定南高毕业生需再读一年、修满规定学分方可获得东南大学的学士学位。由于严济慈已经修满了东南大学规定的学分,成绩甲等,学校决定授予其理学大学士学位,1923年6月发给他第一号毕业证书。严济慈也因之成为国立东南大学的第一位也是该年唯一的毕业生。1927年,严济慈从法国留学归国,任上海大同大学、中国公学,暨南大学和国立第四中山大学(由原国立东南大学与江苏多所公立学校合并成立)物理、数学教授。1927年回国的船上,同要归国的徐悲鸿一眼认出了严济慈,并为他画下素描小像,誉其“科学之光”——这是个耐人寻味的评价。严济慈字慕光,从另一角度来说,科学也是他所追寻的光。
1930年,二度留法归来的严济慈来到了北平研究院担任物理研究所所长,后来他写信从居里夫人那里讨要了些含镭的盐样品和放射氯化铅,又筹集起放射学实验室和镭学研究所。他和几名年轻人泡在东皇城根那方小天地里做研究。钱临照、陆学善、钟盛标、钱三强、杨承宗等都曾是他的助手,后也都经他推荐到国外著名实验室去留学深造。新中国成立后,严济慈有了很多新的工作:比如中国科学院办公厅主任、应用物理研究所所长、东北分院院长、学部技术科学部主任……后曾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没什么“官样儿”。他的衣服不多,有的穿了二三十年。他经常用的笔,是上世纪50年代出国开“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时发的纪念品。后来按照他的遗嘱,他的生前积蓄10万元捐作东阳中学严济慈物理学奖的基金。1939年住在昆明时,严济慈曾对一位已入仕途的东南大学同窗说,“希望你保持文人本色,不要沾上官气。”他骨子里还是位文人。但是他没文人的狂傲。与严济慈有过三次会面的潘建伟甚至觉得他“很可爱”,“手也是非常温暖、绵厚的”。但严济慈身上有文人的执拗,在是非面前也很“较真儿”。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社会上冒出些“耳朵认字”“穿墙透壁”等伪科学之说,他是最早跳出来反对的,觉得这些“特异功能”大有“变魔术”之嫌。在1981年召开的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扩大会上,他和于光远、李昌为一方,与支持这类“特异功能”的个别科学家以及有关部门领导,抢话筒“激烈地辩论和尖锐的直接对抗”。“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风骨,不唯上,只唯实。”潘建伟说。李政道在写给严济慈90寿辰的贺信中写道,“有真人而后有真知”。严济慈和夫人张宗英,两人年少相识,相伴相知,生活十分美满。张宗英1921年考入国立东南大学,是国立东南大学首届新生。1923年8月8日,严济慈准备赴法国留学前,和张宗英订下百年之约。订婚仪式是在南京秦淮河一家餐馆举行,请了两桌客人,介绍人是何鲁先生、胡刚复先生,张之高教授代表我的父辈,有20多位知名教授出席。
同年10月12日,张宗英送严济慈到上海登上赴法国邮轮,依依惜别。严济慈留法期间每隔几天就会写信给当时的未婚妻、后来的夫人张宗英,写成了一本《法兰西情书》。有年轻人拿着这本书“教育”自己丈夫,“看看人家大科学家怎么跟老婆说话的!”严济慈的95后重外孙女李思敏读后说,“太爷爷如果不是位科学家,会是位诗人。”此别四年,1927年11月11日,严济慈获博士学位归来,两人在上海结婚。严济慈与张宗英一生情投意合,周谷城先生曾有诗云:学府东南有女生,首开风气自由婚。
于今伉俪双高寿,当日青年正妙龄。
五子登科开学运,一家小院有科名。
家庭幸福斯为美,不愧先驱作典型。
1984年,张宗英病逝,严济慈把她的一半骨灰带回了家,“旁人一点看不出他的悲伤”。丧事过后几天,他照常上班。
但后来两次搬家,张宗英的纪念室和遗物都是严济慈亲自安排。二人的信件、严济慈每到一处给张宗英寄来的明信片都被悉心保存。餐桌上张宗英的座位也一直空着,即便有逢年过节来吃饭人多了也仍如此。此前,他们二人一直相对而坐。后来,家人才知道,他每天早晨起来,首先在张宗英遗像前三鞠躬,然后在遗像旁坐三五分钟,才开始一天的活动。这一习惯,一直维持到他96岁时住院、昏迷、去世。
严济慈一直十分关心母校发展,时任校长韦钰曾多次来到严济慈先生家中,向严老汇报学校近况,听取严老的建议。
1988年6月6日,南京工学院复更名为东南大学,88岁的严济慈参加学校更名揭幕仪式和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韩培信一起为东南大学新校名揭幕,校门横梁上的两幅红绸徐徐开启,“东南大学”四个金色大字显露出来,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
次日,严老又愉快地接受了东南大学校务委员会名誉主任的聘请。在聘请仪式上,严老作了长达100分钟的讲话,他回忆了在东南大学的学习情况,讲述了自己的成长过程,他深情地说:是母校南高师和东南大学培养了我。他谆谆告诫年轻学子,要有所作为,20岁到30岁正是出成果的年龄,不要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也不要辜负我们这些老校友的嘱托。
在母校东南大学86周年校庆大会上,严济慈说过一番话。他说,“今天我回到六七十年前读书和教书的地方,与大家一起纪念母校86周年校庆和庆祝南京工学院复更名为东南大学,内心感到十分亲切,十分高兴,十分激动,好像我年轻了六七十岁一样。”1991年10月,在1992年东南大学九十周年校庆到来之前,严济慈为东南大学成立九十周年题词:“百年树人,郁郁葱葱。”斯人已故,其神犹存
严济慈先生一生心系母校
他骨子里求真求实之精神
至今仍激励着无数的东大人
止于至善 砥砺前行
素材来源 | 校史馆、公众号“冰点周刊”
校史顾问 | 郭淑文
配图摄影 | 陈可心
美编 | 陈诚
编辑 | 刘广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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