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百年文艺作品，为何圈粉当代“新青年”？

    艺术作品是“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我们以什么样的“情”和青年观众与共？如果我们的作品常年咀嚼身边的“小悲欢”，青年就会将这“小悲欢”当成全部人生的“大世界”；反之，如果我们的作品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先贤历史故事告诉未来，势必入人也深、化人也速，激发青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

    正如电视剧《中流击水》中的学生运动、嘉兴南湖会议等情节集中展现了不同年龄的共产党人的特质，以李大钊、何叔衡为代表的稳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锐意，以刘仁静和马俊为代表的青春等，描绘出共产党人在那一时期的整体风貌。剧中人何叔衡在南湖游船上发出感慨：“今日所见，天也年轻，水也年轻，船也年轻，人也年轻”，苦难的中国在此时迎来了新生的中国共产党，一群年轻人因为共同的理想信念走到一起，青年人脸上洋溢的笑容与远处的彩霞交相辉映。而在船头，时年28岁的毛泽东畅想着下一个28年后的中国是什么景象，并留下了“凡中国之工人都有工做，中国之农民都有地种，中国四万万同胞，人人皆是国家之主人，谁也不会再喊肚子饿”的朴素愿望。这种朴素愿望与建党初心相结合，是这一英雄群体的个人理想向政党宗旨的跃升。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影视剧中少年英雄的家国情怀激发了今日之青年观众在收视过程中反躬自省见贤思齐，自觉提升与革命先贤的“共情度”。回顾是为了更好地展望，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根本原因就在于重大历史关头总是有英勇无畏的引领者，而这些引领者又必将唤起后世更多的引领者。倘若作品的“剧中人”远离理想、躲避崇高，极力避开重大社会问题和时代精神，渲染家庭琐事、爱情纠葛，刻画人物性格着力于偶然、畸形的细节描摹，凡此种种，必将使青年观众在软绵绵的幸福中失去“追剧”热情进而迷失自我。

    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艺术风格、阅读习惯，艺术创作者与艺术接收者有着一定的审美约定，这种审美约定总是能穿越时空完成一种精神上的无功利的应答。更进一步，这种应答总是在一个时代或一个时代的某一节点中反应得更为强烈，即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创作习性和鉴赏偏好，艺术作品就必须契合当下艺术创作者和艺术鉴赏者的审美约定。曾几何时，我们一些作品中的人物公式化、概念化、扁平化，一些作品中的故事走向太过“舒适”，常在情理之中、不在意料之外，没有一种“响落天外”的审美遇挫感。

    随着艺术门类之间创作手法的相互影响，艺术传播渠道的日益丰富，特别是新媒体的飞速传播，使得当下青年观众的审美鉴赏习惯发生了重要变化。青年观众不再需要说教，而需要润物无声的感化；青年观众不再相信人物一成不变，而总是在具有立体感的人物性格中完成对人物整体的把握；青年观众不再在一部作品中完成对某一历史人物功过反思，而是在同类作品中“互见”，完成具有性格完整、功过交织、情感逻辑充满个性的“这一个”的塑造。

    例如，“伟大征程时代画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美术作品展”在选择美术作品时更加审慎和考究，尤其是在反映“一大”会议时就将伟人的历史功绩和当时的人物身份作了实事求是的选择，即是“使用站立着的毛泽东形象还是使用当时是秘书的坐着的毛泽东形象”；即既要突出毛泽东、董必武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功绩，又要力求真实地再现当时的人物身份识别。这样创作反而更能够真实地、令人可信地完成审美思考，使青年们在真实可信的画面构图中获得更为深刻、持久的思想与艺术的升华。

    又如，纪实文学《延安答卷》在分析全球造成贫困的原因时充满着缜密的理性分析。这种熔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于一钜镬就是钱学森所说的由“量智”和“性智”合成的大成智慧。而于中国，作者认为“以处于贫困状态的‘人’为中心、为聚焦点，立足自己的国情，正在为人类摆脱贫困探索有效经验”，《延安答卷》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人类的脱贫思考，使得著作本身具有了宏阔的考察视野，因而具有了人类学著作的学术品格。倘若没有这些能说话的数据支撑，作品与青年受众之间要保持长久的保鲜度确实断难完成。

    当前有一种观点认为，艺术作品拥有了青年受众（上座率、收视率、点击率）就意味着完成了“人民满意”“人民赞成”的创作任务，其实这种以数量来衡量收视质量的方法是不可取的。因为如果文艺作品一味满足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的“喜闻乐见”，这是一种庸俗的青年观甚至是“伪人民”观。文艺作品要“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如果一味顺从某些低级趣味就是放纵某些人性的过度释放，这都是艺术的甚至是人的价值的毁灭形式，其最终结果势必就是失去受众。就接受美学而言，我们的文艺作品如果没有一种自觉的东西在里面，就必然有一种盲目的东西在里面，如果没有值得咀嚼的东西在里面而引发填空与兴味，就必然使受众如同嚼蜡而索然寡味，如果没有阅读的理性快感和思考冲动的作品反而更容易失去观众。历史证明，青年是需要文化熏陶的，经典文艺作品总是有一种创作意识上的自觉引领而成青年受众审美的催化剂，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那么，中国文艺作品中那一种“自觉”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其核心内涵就是艺术自觉和历史自觉。    所谓艺术自觉就是创作者遵循艺术规律将作品进行艺术化表达，而这种艺术化表达首先是生活表达。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如果历史题材的叙事作品只有“不虚”的历史大事，而没有“不拘”的生活小事，这样的作品是教科书式的罗列史实。因此，文艺作品（尤其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更是如此），不仅仅要在作品中传导一种席勒式的崇高感，更需要莎士比亚化的在生活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这种表达就是一种适应观众的艺术表达。“艺术自觉”是为了达到艺术感化目的的艺术化表达。例如《觉醒年代》中的陈氏父子既是结怨日深的父子又是为民请命的战友；李大钊仗义疏财，常常接济交不起学费的学生，而自己孩子初到北京却无钱“下馆子”；辜鸿铭既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思想保守的保皇党、又是害怕丢掉工作的老学究……这些都是来自生活的有烟火味的人物，他们在个人情节中的对话无时不传递出了磅礴的历史回声。当然，强调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并非只强调陈列生活而忽视艺术化的意象表达。如《中流击水》里南湖的浩渺烟波之上停泊着的红船，与船舱中十几位青年围坐，神情坚毅、斗志昂扬，透过窗门所见是漫天的彩霞和初升的太阳，这种意象组合象征着中国革命必将焕然一新并走向辉煌。也是在《中流击水》里，主创者们为江西萍乡安源煤矿不知名的小工友取了寓意深刻的名字——“小油灯”。当苦难的14岁的“小油灯”遭受矿难而惨死时，在此考察的毛泽东在坟头撑开油布伞为他遮风挡雨。正是这些“小油灯”们，在毛泽东的鼓励下建立起了自己的俱乐部，将革命的星星之火燃烧为燎原之势。这种艺术自觉表达使人民选择共产党的历史逻辑行进在艺术表现的生活逻辑之中，这样的选择就更为可信、坚定、持久。

    所谓历史自觉体现在两方面，其一是入乎其内，在内容上观照历史，即讲好历史故事，让观众在文艺作品中获得历史智慧。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历史和英雄记忆是危险的。正如清代著名学者龚自珍所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可以说，忽略历史教育往往会灭人之国、隳枋败纪、绝材湮教，反之，倘要立国、严纪、明教等，都能在艺术作品的历史自觉中获得生存经验以利前行。当然，要获得历史真知，也考验着受众的筛选和重组的接受智慧。如果只看到电视剧《觉醒年代》陈独秀作为民族先锋、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五四运动领导者为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殚精竭虑的伟大历史功绩，而忽略电视剧《中流击水》中陈独秀在“四·一二”事变中的右倾机会主义一味退让，要求工人纠察队向国民党上缴武器，造成共产党对蒋介石的武力清党毫无准备，那么这样的认知是不完整的。同样，如果只看到了电视剧《觉醒年代》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开大学“学术、自由”之先，强调“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以及兼容并包引进辜鸿铭、李大钊、胡适等人付出的努力，而忽略了蔡元培在担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主席期间，对吴稚晖提出的弹劾共产党表示附议，主张“取消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之党籍”进行“清党”的行为，这样的认知也是不全面的。曾几何时，我们在刻画历史人物尤其是正面人物时，就要正面到底，不允许出现任何影响人物“高大全”的瑕疵；相应，在描绘反面人物时，就要反面到底，不允许出现任何正面的特质，这显然是将人物视作僵化、不变的泥偶而将某种单一特质贯穿始终。这种处理方式一方面违背了艺术创作中的历史真实；另一方面，人物脱离了自身所处的时代背景，行为的发生、思想的转变都无所依凭，从而变成抽象的存在，更是违背了艺术真实。随着鉴赏水平和美学素养日益提高，青年观众已经不再接受曾经存在于影视作品中脸谱化、公式化、概念化的人物，而想要获得对历史人物更加丰富、多元的认识，作为创作者，同样需要转变而建立一种“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的历史观，进而在创作中表现这种历史观。这种“转变”就完成了一个时代的艺术创作者、艺术传播者、艺术接收者之间的审美约定，等待着一个新的因审美应答而促进的创作高潮的到来。这就是从艺术作品获取历史智慧的接受美学的辩证法。

    当然，营造节庆文化、建设大国典礼确实容易出现催赶工期、千人一面、概念化解读历史意义的影视“应景”作品出现。更有甚者，现在还出现了一种很不好的影视创作倾向，那就是为了提升青年受众的上座率、收视率、点击率，一些影视公司在作品里启用了大量的演艺贫乏的流量明星，所谓“青春化表达”。我们应该冷静思考，到底流量明星、“小鲜肉”在作品里能起到什么作用？可以说，除了在收视、观影时青年粉丝“数星星”获得感官刺激以外几无益处，因为青年受众是在故事本身里受到教益的，“数星星”使教益信息衰减而丧失深刻，青年难以在卡片式的明星赏析中反思历史。当内容让位于形式、当深刻让位于浅表、当历史主人让位于现实明星，这样的作品就没有一种真正的历史自觉，因为没有充足的历史修养、文化储备和艺术积淀，是断然走不进历史重要人物的心灵、塑造不好历史伟人形象的。正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演出大型情景史诗”《伟大征程》总导演陈维亚所说：“主创团队先从学党史开始，从了解那个年代的历史开始着手”，他还在排练中反复要求青年演员“你们不是在舞台上表演，你们就是情境中的人物，站在历史的维度上真诚地投入！”这就是一种艺术创作中的历史自觉，其新鲜的创作经验促人深思也值得借鉴。

    其二是出乎其外，在创作时机上也要有历史意识。中国具有影视文化资源配置的天然优势，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之际，影视剧、戏剧戏曲、音乐剧、革命史诗剧、美术展览、纪实文学等密集问世，就是为了充分调动主流媒体的传播优势营造气势恢宏、大度雍容、纲维有序、礼乐交融的节庆文化氛围。这对于建设大党大国典礼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是党中央从全局和战略高度作出的重大部署，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在党中央坚强领导和各级各方面共同努力下，庆祝活动盛大庄严、气势恢宏，礼序乾坤、乐和天地，充分体现了仪式感、参与感、现代感，办出了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风采，起到了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振奋人心、鼓舞士气的作用，完全达到了预期目的”。这些作品在重要的历史节点上，较为集中地把服务青年和教育引领青年结合起来，成为了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既有正能量又有大流量的赢得青年受众的优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