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记忆”主题故事（20/100）——第一座红色秘密电台

1928年初夏，随着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不断发展壮大，单靠交通人员传递信息已无法满足通信联络的需要，为了加强中央与各根据地的通信联络，党中央决定建立电台。当时国民党政府对无线电器材，特别是收发报机控制得非常严格，市面上根本没有成品出售，而共产党内也没有这方面的专业人才。周恩来找到时任中央特科负责交通的李强和地下党员张沈川，要他们克服一切困难，学会无线电通信技术。

党组织一方面让学土木工程出身的李强自学无线电机务，另一方面安排中山大学毕业的张沈川打入国民党政府创办的上海无线电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没有人教，李强只能自己摸索，他刻苦攻读无线电的相关书籍，经常一连几天闭门不出，躲在位于法租界福煦403号的“绍敦电器公司”，这是上海地下党特科的交通联络站，认真地研读《无线电基本原理》、《无线电业余手册》以及美国出版的各种无线电报刊。凭着较强的英文和数理化基础，他很快掌握了大量无线电知识。

李强

与此同时，李强又以无线电爱好者的身份，同当时在沪经营美国无线电器材的亚美公司和大华公司的商人交朋友，从那里陆续购买了组装电台所需的无线电零件、器材、工具以及制造无线电收发报机的线路图样。他对照图样进行组装，遇到少数买不到的零件就自己动手做，不断试验，不断改进。1929年春末，李强终于成功地组装了第一台无线电收发报机。

另一方面，张沈川化名“张燕铭”，成了上海无线电学校第一期学员，掌握了收发报技术。从无线电学校结业后，他进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第六军用电台实习，在代班的时候，他仔细地搜索军用电台的呼号，连续几个晚上，成功地抄录了两本军用密电码，并交给了党组织。

1929年下半年，中央正式决定建立无线电台，在大西路（今延安西路）福康里9号一幢石库门房子内，第一座电台秘密建立。李强负责机务，张沈川负责报务。

中共中央第一座秘密电台遗址（静安区延安西路420弄9号）

在中央特科的“风语者”中， 既有“工匠”，又有“木匠”。“工匠”自然是指学工科出身的李强，这“木匠”又是何许人呢？ 

原来，早在1928年党组织在让李强和张沈川留在国内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的同时，还选派了一批青年到苏联的国际无线电训练班进行秘密学习，其中包括毛齐华、方仲如、涂作潮、宋濂等10人。涂作潮会做木工，“木匠”就是周恩来给他起的外号，他也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主人公李侠的原型李白的老师。

涂作潮

1930年初，涂作潮从苏联学习完后回到上海，被分配到中央特科工作，其直接负责人是李强，间接负责人是顾顺章，主要从事无线电通信技术工作。他同李强等人一起对中共自制的“土电台”进行开通和改进。最先研发成功的那一台收发报机多少有些笨重，灵敏度也不太高，而最致命的弱点是发射功率太低，只有50瓦，大家希望能研制出100瓦的民用收发报机。

涂作潮找来不少美国出版的无线电杂志，从中寻找新式合用的无线电收发报机图样，然后想方设法地弄来可供装配电台所需的无线电器材、工具和零件，反复试制100瓦的新机型。在经过了无数次的失败和试验后，最终取得了成功。但是一按电键， 它所产生的感应电流，足以把隔壁邻居家的电灯点亮，隔壁邻居就叫了起来：“今晚怪了，怎么电灯关了还老是在闪呀？”他们一听不好，只好放弃，停止试验。要是邻居们稍有一点无线电常识，或者跟无线电通信沾一点边，马上就会猜到隔壁有电台，那后果就不堪设想。

1930年9月，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党中央决定在上海秘密举办一个训练班，为苏区和红军培训无线电干部，地址就选在法租界巨籁达路（今巨鹿路）四成里的一栋三层小楼里，对外以“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之名为掩护。

中共中央第一个无线电培训班所在地（今巨鹿路四成里）

培训班直属中央特科领导，具体负责人是李强、张沈川等，像涂作潮、宋濂这样受过正规无线电通信培训的专业人才，自然都当起了师傅。学员是上海、广东、江苏、湖南等省市党组织选派来的。为了应付意外，学员一律打扮成工人模样，教员则对外称为经理或工程技术人员。

尽管电器行的教员与学员都很小心谨慎，但不幸的事还是发生了。1930年12月17日，六七个特务和巡捕突然闯进“福利公司”二楼的教室，把枪口对准了正在教学员收发报的张沈川。当他们发现电键、干电池、耳机、蜂鸣器等通信器材后，迅速将在场的人员全部逮捕。

涂作潮回来后，敲了半天门也没人应，下意识就觉得不对劲，但他知道此时不能跑，也不能露出半点惊慌的神色，只好硬着头皮继续敲门，一个外国巡捕出来，叽里呱啦地说了一通外国话，涂作潮听不懂也不敢走。外国巡捕拿出工作证给他看，意思是他是来执行公务的，涂作潮故作不知还坚持要进去，并说着半吊子英语表示要进去要账。老外看涂作潮缠夹不清，狠命踢了他一脚，气冲冲地关上了门。就这样，他逃过了一劫。

值得敬佩的是，尽管被捕的20人经过无数次严刑拷打，但始终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也未泄露党的任何机密。1931年4月，国民党军事法庭根据所谓“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判处其中17人有期徒刑九年七个月，另外3人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

供稿：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局（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