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家书|“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

 刘伯坚（1895-1935）

四川省平昌县人。1919年冬赴法勤工俭学，在法国和比利时等地做工多年。1922年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被派赴苏联学习。1926年回国后，到西北军冯玉祥部任总政治部主任。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奉命到上海做秘密工作。不久，党又派他去苏联军事政治学院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28年他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30年下半年回国，到江西革命根据地工作。1931年12月，冯玉祥部所属的二十六路军，在共产党员赵博生等同志的领导下，举行了著名的宁都起义。刘伯坚执行毛泽东的指示，代表中央军委前去迎接，将起义部队改编成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并担任军团的政治部主任。

红军主力长征时，刘伯坚被派去担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1935年初，作战负伤，不幸被俘。在狱中，刘伯坚同志大义凛然，写下了《带镣行》《移狱)《狱中月夜》等不朽诗篇，表示了“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的革命决心。1935年3月21日英勇就义，时年40岁。

 “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

    ——致诸兄嫂

凤笙大嫂并转五六诸兄嫂：

本月初在唐村写给你们的信、绝命词及给虎、豹、熊诸幼儿的遗嘱，由大庾县邮局寄出，不知已否收到？

弟不意现在尚留人间，被押在大庾粤军第一军军部，以后结果怎样，尚不可知，弟准备牺牲，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

现有两事须要告诉你们，请注意。

一、你们接我前信后必然要悲恸失常，必然要想方法来营救我，这对于我都不需要，你们千万不要去找于先生及邓宝珊兄来营救我。于、邓虽然同我个人的感情虽好，我在国外，叔振在沪时，还承他们殷殷照顾，并关心我不要在革命中犯危险，但我为中国民族争生存，争解放，与他们走的道路不同。在沪晤面时，邓对我表同情，于说我所做的事情太早。我为救中国而犯危险，遭损害，不需要找他们来营救我，帮助我，使他们为难。我自己甘心忍受，尤其需要把我这件小事秘密起来，不要在北方张扬，使马二先生知道了，做些假仁假义来对付我，这对于我丝毫没有好处，而只是对我增加无限的侮辱，丧失革命者的人格。至要至嘱（知道的人多了就非常不好）。

二、熊儿生后一月即寄养福建新泉芷溪黄荫胡家。豹儿今年寄养在往来瑞金、会昌、于都、赣州这一条河的一只商船上，有一吉安人罗高，二十余岁，裁缝出身，携带豹儿，船老板是瑞金武阳围的人，叫赖宏达，有五十多岁，撑了几十年的船，人很老实，赣州的商人多半认识他。他的老板娘叫郭贱姑，他的儿子叫赖连章（记不清楚了），媳妇叫梁照娣。他们一家人都很爱豹儿，故我寄交他们抚育，因我无钱，只给了几个月的生活费。你们今年以内派人去找着，还不致于饿死。

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把三个幼儿的养育费要累着诸兄嫂。我四川的家听说久已破产，又被抄没过，人口死亡殆尽，我已八年不通信了。为着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诸兄嫂明达，当能了解，不致说弟这一生穷苦，是没有用处。

诸儿受高小教育至十八岁后即入工厂作工，非到有自给的能力不要结婚，到三十岁结婚亦不为迟，以免早生子女自累累人。

叔振仍在闽，已两月余不通信了。祝诸兄嫂近好！

    弟 伯坚

    三月十六日于江西大

 “继续我的光荣的革命事业”

    ——就义前给妻子王叔振的遗书

叔振同志：

我的绝命书及遗嘱你必能见着，我直寄陕西凤笙大嫂及五六诸兄嫂。

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并要用尽一切的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的革命事业。

我葬在大庾梅关附近。

十二时快到了，就要上杀场，不能再写了，致以最后的革命的敬礼。

  刘伯坚

1926年春天，冯玉祥率领西北军在军阀混战中失利。在中国北方区委领导人李大钊的建议下，他到苏联“考察”求援。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指示担任旅莫支部书记的刘伯坚认真做好接待，争取这位爱国将领。在刘伯坚的帮助和影响下，冯玉祥对苏联红军的政治工作经验很感兴趣，邀请刘伯坚同他一起回国，出任西北军总政治部部长。初到西北军时，军队内部很混乱，士兵们军衣破烂，面有饥色，对政治概念一片漠然。为了振奋涣散的军心，刘伯坚到各个军建立了政治工作机构，并办各种培训班，每天工作都在18个小时以上。这时，中共中央派遣刘志丹、安子文等二百多名干部到西北军中来，他们都在刘伯坚的统一安排下，分配到各个部队，担任政治工作干部。刘伯坚在冯云祥部队任职期间，很注意在上层军官中间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对他们进行新三民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颇得军官们的信任。这期间，他表现出的豪迈气概和忘我的工作精神，使不少高级军官感到钦佩，杨虎城、吉鸿昌、邓宝珊、赵博生、董振堂等都与他交上了朋友。9月17日，冯玉祥领导的西北军在刘伯坚、于右任的推动、帮助下，在内蒙五原（今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五原县）誓师，将原西北军的五色旗更换为青天白日旗，宣布西北军改称国民军联军，参加国民革命。

刘伯坚在西北军的工作经历，为我党积累了改造旧军队的重要经验。对西北军来说，共产党的良好影响此后长存了20多年——在后来一系列重大历史关头，西北军部队连续发起过宁都暴动、察绥抗日同盟军、西安事变，直至淮海战役开始时西北军最后一支余部还在张克侠、何基沣率领下起义。

1928年春，为了加强军事指挥工作，刘伯坚再次被党中央派往苏联学习。两年后，他从苏联回到上海，被党中央派往江西革命根据地，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工作。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突围前，刘伯坚被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初，中央分局、中央办事处和赣南军区被敌人包围在于都南部一狭小地带。3月初，刘伯坚随同赣南省委书记阮啸仙等率2000余人，从于都南部向赣粤边界的油田方向突围。在突围战斗中，阮啸仙中弹牺牲，刘伯坚左腿负伤，鲜血直流。他一边指挥部队，一边将负伤的身体靠在大树后面，孤身向敌人射击，掩护部队突围……

被俘后，刘伯坚被押往大余县粤军第一军军部，囚禁在大余监狱。3月11日，敌人又将他押往驻大余的国民党第六绥靖区绥靖公署提审。敌人故意押着身负重伤而又拖着沉重脚镣的刘伯坚从热闹的青菜街走过，借此炫耀战功，威吓群众，瓦解刘伯坚的斗志。但在移狱的路上，刘伯坚昂首挺胸，大义凛然，不断向街道两旁的群众微笑点头，表现出共产党员宁死不屈的英雄气节。当天晚上，刘伯坚怀着对敌人的满腔怒火，在狱中写下了气吞山河的千古绝唱《带镣行》：

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

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怍。

带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

市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

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

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