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语：
时光荏苒，斗转星移，悠悠岁月，弦歌绵长。历代先贤辛勤耕耘，传华夏之文脉，承岐黄之精髓，跋涉求索，虔诚奉献，铸就今日之辉煌。回望来路，历史脚步清晰凝重，文化传承绵延不绝。展思将来，贵医人不忘来路、不改初心，秉承“诚於己，忠于群，敬往思来”之校训，精勤不倦、博极医源，扎根沃土、服务民众。 首先要叙述的是李宗恩院长。李宗恩院长的事迹已经李宗赢（李宗恩的同父异母的弟弟）在《贵阳医学院报》系统地登载了。这里，我只叙述我对李宗恩院长的短暂印象。我曾和林敦英到过李宗恩院长的家。那是一栋陈旧的平房，比一般老百姓住房修得稍规整一点。家中除师母和他的长子李寿复（解放后李寿复曾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之外，还有人力车夫及保姆。我对李宗恩院长的第一印象是温文尔雅、平易近人。试想，一位留英归国的世界闻名医学家，会接待两个稚气未脱的医学生吗？出人意外，李宗恩院长不但接待了我们，而且对我们所提出的问题一一作答。不但应允成立“阳明学社”，而且对学生的应守规章制度都有规划与安排。没有李院长的敦敦教导，也就不会有“阳明学社”。 李宗恩院长微胖，中等个头，秃顶，说着流利的北京话，夹杂少量的苏州话。他待人接物从不讲英语，但查房就从不讲汉语。李宗恩院长参加查房，并不领导查房。只要是他参与的查房，必有一大批人跟随着，包括主任、教务主任、主治医师、总住院医师等。他既不领导查房，也从来不疾言厉色，更不要说摆架子，甩牌子（病历牌）。我们那时临床知识有限，能听懂他的医学语言也就贫乏得很。1947年，我因伤寒住院，他已调到协和医学院当院长去了。
李宗恩（中）与协和医院内科医生合影。（照片来源：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编撰的《世纪协和》画册） 其次是王季午教授。王季午教授自协和医学院毕业后留校，担任协和医院1年实习医师，3年住院医师和1年住院总医师。后曾留美，留美归来后任贵阳医学院的教务主任，后曾代理院长。他的讲课多用英语，而且形象生动，令人听后难以忘怀。例如，他讲麻疹时举出一只手，每个手指代表一种麻疹点：A前驱期5天；B出疹期5天；C并发症5种——脚炎、咽炎、心肌炎、脑炎、其它；D鉴别诊断5种，风疹，幼儿急疹、猩红热，肠道感染，药物疹；E预防，自动免疫3种：母体抗体、婴儿8个月接种疫苗、4岁时再接种一次，被动免疫2种，两种球蛋白、胎盘球蛋白。经过王季午教授这种教学方式，可以让学生的笔记整齐不乱，而且记忆牢靠。
贵医附院医师协进会花溪合影，前排左六王季午教授，右一刘维德教授（照片来源：刘维德教授孙女提供） 再一位就是刘维德教授，他的讲话大部分是用英语。记得我上门诊实习，给一个病人写的病历用了一句英文：Till the next manstration,she had taken drugs(等到她下一次月经之前，她已经服了药)。刘教授给我改为Untill the next manstration,the patient had taken drugs (等到病人下一次月经之前，病人已经服药)。他耐心地教导我，在一句之首是不用till一词，而必须用untill一词。由此我对till和untill两个词的正确用法，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在前期授课的老师中，有少部分教师的姓名已忘却。王铸青教化学，赵淑玉（刘占鳌的夫人）教数学，刘占鳌教解剖，王志均教生理，张作干教组胚。王志均给我的印象是他从贵阳医学院到美国留学。大约于1950年左右回国即去北京医学院工作。20世纪80年代，我在北京专程去北京医学院探视他。那时他和夫人周宏达（贵医国文教师，院刊编辑）的身体都好。王志均教授已是学部委员（院士）了。教细菌的是于本崇，教药理的叫程志平（从湘雅医学院借聘的），教寄生虫学的是金大雄，教生物学的是李贵真，教比较解剖学的是汤独新。
1999年夏，王志均、周宏达夫妇与女儿女婿外孙摄于家中（照片来源：王志均院士之女王宪提供） 在此，我要补叙一些有关贵医建院元勋之一的汤佩松教授。汤佩松出生于1904年11月12日，其父汤化龙是清朝光绪年间进士。1917年，汤佩松进入清华学校，一待就是8年。1925年，汤佩松进入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进修。毕业后特入约翰·密甫金斯大学，攻读博士。以后转入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后，在哈佛待了３年。1933年，武汉大学聘请他，并提供美金建立实验室。1937年底，他在武汉参与贵阳医学院的筹建工作。1938年，他来到贵阳，在李宗恩院长的主持下筹建国立贵阳医学院。不久，他的母校清华大学向他伸出了橄榄枝。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邀请他去昆明参加建立清华农业研究所的工作。就这样，在处理好贵阳医学院的未尽工作之后，1938年９月上旬，汤佩松来到昆明，进入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建立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 我国著名学者费孝通在一篇“清华人的一代风骚”中，对汤佩松教授的一生有极其崇高的评价。汤佩松先生对于个人的成就，一直在追索，但还是孜孜不倦地工作，因为他深知一门科学要有它的生命，需要科学家本身的代谢作用才能持续和发展下去。生命的奥秘原是一项没有尽头的探索。汤佩松教授后来成为我国植物生理学家、生物化学家、教育家，中国植物生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 1938年。他从贵阳到昆明，在日记里有一段话：“不知道为什么，连美丽壮观的黄果树瀑布都没有引起我的赞美，倒是曲靖城楼上‘金汤永固’的金字黑匾却那样使我难忘”。其实使他难忘的，正是使他不愿留居国外高等学府的那股情深义重向往祖国的热情。这种热情正是我国当代派到国外的成千上万的学子所应具备的。汤先生不但喜欢科学研究，也喜欢体育锻炼。体育锻炼不但明白竞赛道德是对人处世的基本守则，而且深信队伍组织是成事创业的不二法门。对医学而言，更要团队精神，你是守门员，他是前卫，另一位是后卫，缺一不成队。胜败就建立在团队协作上。一个医学家只因一己私利，不惜牺牲别人而为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好医生吗？汤先生的《回忆录》里写了他在昆明的生活：“就我个人来说，这一段生活占了抗战八年中的最长时间，是工作和收集青年工作人员最活跃、最旺盛的时期。这段时间我生活上愈来愈艰苦，工作上由于物资来源和供应愈来愈困难。而正由于此，我们之间也愈来愈团结，意志愈坚强。无论在工作中，在生活上，总是协同一致，互相帮助……这六年在为国储材上，也是一个最集中和高潮的时期。”
1994年6月，贵医在京校友聚会三味书屋。前排右一汤佩松教授，前排左一陈学诗，前排左三王诗恒，前排左四蔡醒华，前排右四赵东海，后排右一虞以新（著名昆虫学家，照片提供人） 在这个时期，汤佩松先生在科学研究中，从茡荠中提取出一种新的抗菌素，称作Puchinin。它是继在青霉素发现之后，系国际上首次在高等植物中发现的一种抗生素。 在仔细阅读汤佩松先生的《回忆录》之后，对老一辈科学家的敬仰油然而生。（本文选自《贵州医科大学报》，有删增。作者：卢 亮 贵医附院神经内科首任主任)
编辑：夏天
审核：陈颖 吴祥文 毕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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