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 | 著名文史专家刘世南先生

作者 郭丹

虽然半个月前，我们知道刘老师身体不适，尤其是不能进食；虽然也知道刘老师岁近期颐，得享高寿，可是，我们仍然觉得太快，太突然了！

不知道是冥冥中的安排，还是巧合。一个星期前，我结束了手头一些比较急的工作，宽余几天，心里挂念着刘老师的近况，突然想到要把刘老师的被称为“清诗研究的九大经典著作”（张仲谋教授语）之一的《清诗流派史》和《清文选》拿来再重读一次。我先拜读《清诗流派史》。刘老师在其大作的前言中说“全书以事实说明如下规律”，即清诗流派的四大规律。我在当年拜读时写了一句心得：“刘师此书坚持了这一条，无任何空谈。”如今再读到书中对释函可的评价：“皈依佛法的函可，一颗心不但不寂灭，反而为国家民族的兴亡燃烧着。”“函可是铮铮铁汉”，“他的伟大人格对敌人来说，永远是威狞的”！“奇士奇文，是杀不死烧不尽的，因为他们和它们永远活在不愿意跪着活的人们的心底”。再次深受震撼，这是振聋发聩的评价呀！正如葛云波所说：“不仅是将他（释函可）推上诗史，更是要将他推上民族的精神史！”（葛云波《清诗研究的“经典性”成果》，《光明日报》2004年7月14日书评版）再读到他对钱谦益迎降的动机以及后又从事抗清复明的活动的分析、吴伟业仕清原因的分析，倍觉深刻（《清诗流派史》P62、P94）。读这一节，我曾几次想请教刘老师，钱谦益与柳如是的关系，坊间的流传是否真实？诸如柳如是劝钱谦益投水明志，钱谦益说水太冷之类的，到底是否真实？此外，当年拜读《流派史》时也还有一些存疑的问题想请教。可是，全书还未重读完毕，岂料刘老师遽归道山！如今，学有疑难可问谁？！

刘老师说：“为了做一个有思想的学者，第一，必须认真读书，尤其要根柢扎实。”（见《师友偶记》P178）读书，已经成为刘老师的一种生活方式，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生活方式。在学校的人，无论何时，到校图书馆阅览室，都可以看到刘老师在读书。（刘老师说：文革中毁了我两代藏书，折合银元不下四五千元，因而“文革”后我不再买书。（见《师友偶记》P117）所以他都是在图书馆看书。）我毕业后好多年，刘老师都是在每年的年三十下午，在阅览室给我写信。记得有一次信上说：现在是除夕下午近4点钟，图书馆阅览厅里只有我和张馆长两人；张馆长亲自值班，坐在阅览厅陪我，等我读书读到4点关门，现在正看着我微笑。所以，先生在《清诗流派史》书后诗云：“忆昔每岁除，书城犹弄翰。万家庆团圞，独坐一笑粲。”实乃真实写照。（见《清诗流派史》P517）就在今年5月份，他还叫杜华平去图书馆借书回来给他看。只要他精神尚好，他就想到要看书！

刘老师的阅读面是非常广泛的，他时时注意新的学术动态和学术成果，也时时注意新的理论。他读到蒋寅的几本著作，给予高度的称赞，并断言：“蒋寅将远远超过我”（见《师友偶记》P22）。读到时为中央编译局研究员赖海榕的《以主动改革应对中东巨变》一文，他大段的引述赖的文章，对赖提出的“中国应主动加快改革”的看法表示认可（见《师友偶记》P174）。他读了资中筠、徐秉君、廖静农等人关于“民主”的论述，有了“三悟”（见《师友偶记·谈公天下及其他——读书三悟》P190）。他甚至读英语书籍。在文革中他自学英语，读英文版《毛选》，一直到九十多岁还在背英语单词。人们只要去读读刘老师的《在学术殿堂外》和《师友偶记》就可以知道，刘老师从来就不是只知固守古代经典的人，而是有满腔的淑世情怀！他说：“吾受五四之熏陶者至深，家国之念弥切，以为学者当为君子儒，伏案功深，非徒美七尺之躯而已。故平生所愿学者，亭林（顾炎武）与鲁迅也。”（见《我为神州惜此才》）

多年前，先生在给我的信中曾感叹说，我们现在谈的许多看法、发的感慨，其实古人全都说过。只是我们读书少，不知道而已。我想，正因为先生熟读了古人之书，才有话都被古人说完的感叹。就象清人赵翼说的：“古来佳句本无多，苦恨前人已说过。”但是，刘老师写文章，古籍典故都是信手拈来。就在去年，已经是九十八岁的老人家，为纪念罗宗强先生去世，还写了《我为神州惜此才》的文章，用文言文写的一千五百字的文章，就引用了五篇古文典籍，十二、三个典故。如果不是对古籍的熟悉，如何能做到这点。

也正因为对古代典籍的熟悉，刘老师读别人的文章特别善于发现别人的错误。这包括对老一辈的学者，甚至是知名学者，包括早在1979年就对郭老的《李白与杜甫》一书提出批评，八十年代初对宋诗的评价问题提出不同看法；指出“新妇初婚议灶炊”出典的误解，“西方之书”含义的的错误，等等。读读《在学术殿堂外》中的《刊误难穷时有作》便可知道。刘老师在图书馆读书，无意中读到一本年轻学者写的近代史著作，便发现 “由于作者对国学的经典著作不熟悉，以致引用古籍时，标点符号错了很多，而引用后偶一发挥，便成为郢书燕说。加上古书接触很少，更不明古文章法，所以断句多误。”（《在学术殿堂外》P236）对于学术界的这些情况，先生一直是忧心忡忡，于是给多人写信，一直写到教育部。他提出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人才培养的看法和7点建议（见《在学术殿堂外》P206），并大声疾呼：“不能再轻视基础培养了”！

刘先生刊误纠谬的文章，让许多人感到不舒服，但得到钱锺书先生的赞赏，钱钟书先生称他的匡谬正俗文章是“学富功深”、“指摘时弊，精密确当，有发聋振聩之用”（《在学术殿堂外》P5）。当时有人戏称，学术界有二位警察，所谓：北吴南刘。北吴，指北大吴小如先生；南刘，即指刘世南先生。似诚非虚言！

刘老师曾说过：写论文不外乎二点，一是“新”，二是“深”。你发现了新的材料，这是“新”。你的论述和论证，比别人深入，这是“深”。有了这个“深”，也就是“新”。要记住顾炎武的话：“前所未有，后不可无。” 对于古籍整理，先生说：“注释不是依靠工具书就能做好的，关键在于读书。也就是说，根柢必须深厚、扎实。否则必然是盲人扪象，郢书燕说。”（《在学术殿堂外》P33）还说：“学术之影响力，不在于行政权威与学术权威，而在于其自身之深度与创新。”这样的教导，让我们永誌不忘！可惜现在听不到了！

近几年，每年同窗刘松来教授指导的博士论文答辩，都邀请我参加。刘世南老师虽没参加论文答辩，但是每次答辩结束，我们都会相聚一次。每次的相聚，我们都可以再次亲聆謦欬 ，相谈甚欢。

可如今，刘世南老师驾鹤西去，心有疑难可问谁？！呜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