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望道与安徽大学

在复旦大学校园内，有一尊陈望道先生的半身铜像。铜像基座的铭文，高度概括了陈望道的生平事迹：“陈望道（1891——1977），浙江义乌人，我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先驱，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教育家和语言学家。他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第一部中文全译本，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他一生追求民主、科学、进步，是我国新文化运动史特别是语文革新运动史上的倡行者。他是新中国成立后复旦大学首任校长，为弘扬教育事业、培育栋梁之材、树立优良学风、倡导学术研究、爱护复旦师生而倾注了毕生心血。”作为翻译《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的第一人，陈望道赢得了世人的尊重，他与复旦大学深厚的历史渊源也为人津津乐道。

鲜为人知的是，陈望道先生曾执教于省立安徽大学。这不仅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也为安徽大学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安徽大学1928年创立于安徽省会安庆，是安徽省第一所有现代意义的综合性高等学府。1929年2月，安徽省政府确定学校为省立大学。正是在省立安徽大学时期，陈望道执教于斯。1928年9月，陈望道创办的大江书铺开业。1933年夏，陈望道接受安徽大学中文系主任周予同的聘请，前往安徽大学任教。陈望道哲嗣陈振新在《我的父亲陈望道》一文中回忆：“一九三三年七月他（笔者注：陈望道）应聘去安徽大学”。邓明以、陈光磊编撰的《陈望道先生生平年表》记载：“（一九三三年）九月，（陈望道）应邀赴安徽大学任教，讲授‘普罗文学’。”

接受安徽大学的教职，对当时的陈望道而言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选择。在政治高压下，1932年2月后，陈望道失去了教职。这固然为他潜心撰写《修辞学发凡》，提供了更为宽裕的时间。但作为在学术上颇有建树的学者，陈望道竟然游离于大学之外，这对他个人乃至整个学术界而言都是难以估量的损失。《修辞学发凡》刚刚出版，安徽大学便能慧眼识珠，顺势延请陈望道，也反映出校方的格局和眼界。走笔至此，我们不能不提此时的安徽大学校长程演生。1932年4月，著名的教育家程演生出任安徽大学校长。上任伊始，程演生便阐述安徽大学的发展方向：“大学是研究学术的最高学府，是要造成创造和领袖的人才。所以，一方面是要注重质，但是一方面也要注重量。质即是训练专门学术能继往开来的人，在这质的方面务必求精。在量的方面，我们不仅要使在校内的千百人受到大学的教育，而且要使校外求知的老年人、青年人都有受到大学教育的机会。”“大学要培养创造的人才，领袖的人才。”他还认为，安徽大学作为安徽的最高学府，“对于增进人类幸福之文化，即应有所贡献”。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程演生广泛延请知名学者加盟安徽大学。历史学家李则纲在《我的教书生活》一文中，肯定程演生“颇想把学校办好，极力网罗进步先生”，“陈望道、范寿康、周予同、方光焘、许杰等，都是这时来到安大的”。很多人将陈望道来安徽大学任教，归因为周予同的聘请。据《叶圣陶年谱长编》记载，1933年8月下旬，周予同才赴安徽大学执教。所以，陈望道来安徽大学固然与周予同有关，也与程演生为安徽大学网罗人才的努力密不可分。

陈望道与安徽大学的结合，可以说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之所以选择安徽大学作为人生的重要一站，陈望道后来回顾说这是因为他产生了“要革命必须面向全国，从社会每个基层角落做起”的想法。虽然“陡从大都市走进小地方，觉得那里特别落后”，陈望道依然安之若素。陈望道、周予同等沪上学者来到安徽大学，一时之间被视为“上海帮”。对此，有论者认为：“‘上海帮’给安徽大学带来了新的学风和进步思想”。在安徽大学期间，陈望道讲授的课程是“普罗文学”。以鲁迅为代表的进步作家，是“普罗文学”的积极倡导者。

翻译过《共产党宣言》，是陈望道一生中最为闪光的事迹，可在风雨如晦的年代却给他带来不少麻烦。1920年春，陈望道应上海《星期评论》约请，在故乡浙江分水塘老宅潜心翻译《共产党宣言》。他发愤译书，一日三餐都由陈母送来。有一次，母亲送来几个粽子、一碟红糖。没料到，陈望道把墨汁当作红糖蘸着吃了，自己却浑然不觉，还说“（墨汁）够甜够甜”。可见陈望道译书之专心，也可见《共产党宣言》思想之魅力足以让人废寝忘食。1920年4月下旬，《共产党宣言》第一部中文全译本诞生。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在上海出版。这让中国人能更直接、便利地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一批先知先觉者由此走上共产主义道路。《共产党宣言》出版后，陈望道寄了一本给鲁迅。鲁迅收到书的当天就翻阅了一遍，并对周作人说：“望道在杭州大闹了一阵后，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1920年夏秋之际，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人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每人都有一册《共产党宣言》。刘少奇回忆说：“那时我还没有参加共产党，我在考虑入不入党的问题。当时我把《共产党宣言》看了又看，看了几遍……从这本书中，我了解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怎样的一个党，我准不准备献身于这个党所从事的事业，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最后决定参加共产党，同时也准备献身于党的事业。”1922年周恩来在欧洲介绍朱德入党时，送给朱德的读物，就是一本从国内传到海外的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1949年，周恩来看到出席第一次文代会的陈望道时说：“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是共产党人的教科书，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为共产党主义奋斗终身。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国民党当局眼里，翻译《共产党宣言》是烙在陈望道身上的“原罪”。陈振新在《我的父亲陈望道》中说，在安徽大学工作期间，“反对派总是动不动就以‘《共产党宣言》译者’的帽子来加害父亲”。即便“从大都市走进小地方”，陈望道也依然挣脱不了严密的控制。在安徽大学上课时，经常有身着军装的陌生人前来监听。这个时候，陈望道只好改用英语授课。这些监听者不懂英语，听不出所以然来，只好悻悻而归。而陈望道外出时，则经常有人跟踪。

陈望道用自己的智慧，与强权者及其帮凶周旋。1934年春，陈望道回到上海，结束了他在安徽大学的执教生涯。

离开安徽大学后，陈望道回到上海，又投身于“大众语运动”。之所以发起这场运动，是为了抵制国统区的“文言复兴运动”。新文化运动后，白话文逐渐为学界认可。可是，专制者向来喜欢以“复旧”作为维持极权统治的遮羞布，袁世凯的“尊孔复古”是如此，此时国民党的“文言复兴运动”也是如此。1934 年5月4日，国民党教育部的汪懋祖在南京《时代公论》发表《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认为“文言为口语之符号，所谓一字传神，最能描绘文言文之便利”。6月1日，汪懋祖又在《时代公论》发表《中小学文言运动》，非常露骨地指出：“读经绝非恶事，似毋庸讳言。时至今日，使各省当局如何键、陈济棠之主张尊孔读经，可谓豪杰之士矣。”一时之间，鼓动“文言复兴”之声颇具声势。表面上，“文言复兴运动”是一场提倡文言的学术主张，实际上其背后的政治动机是欲将新文化后取得的推进政治民主、实现民众自由等成果一并捣毁。以陈望道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不能容许这股文化逆流肆意泛滥。1934年6月上旬，陈望道、乐嗣炳探讨了“文言复兴运动”的实质，决定联合胡愈之、夏丐尊、傅东华、叶绍钧、黎锦晖、马宗融、陈子展、曹聚仁、徐懋庸、王人路、黎烈文共12人，在上海“一品香”茶社座谈。有人提议保卫白话文，这显然是一种坚守型的主张。对此，陈望道提出进取型的主张：“白话文运动还不够彻底，因为我们所写的白话文还只是士大夫阶级所能接受，和一般大众无关，也不是大众所能接受。同时，我们所写的，也和大众口语差了一大截；我们只是大众的代言人，并不是由大众自己来动手写的。”陈望道主张发起“大众语运动”，来应对“文言复兴运动”的挑战。“一品香”茶社座谈会后，陈望道即致信尚在安徽大学工作的周予同等同仁，希望他们支持“大众语运动”：

予同、径三、士仁、守实诸先生：

回到上海，几乎窒塞死了；久不问候，当蒙原谅。弟近鉴于复古气味极重，如不努力，连以前我们曾经拼命争取的一点白话，也将不保。已约了十几人，作比白话稍进一步的文学运动。曾经会过一次，举了一人做宣言，宣言昨日已经做好交去，现在印刷，大约今晚可以分发各发起人，等星期二大家通过，即当寄呈请教。……倘蒙各位同意，务迄遥为声援，敬当为无数青年百拜以谢。若更奋发，一同列名，尤为欢喜 。此次聚仁颇努力，誓为杂文作防御战，予同、守实二史学家应为特笔。

陈望道在上海发起“大众语运动”，仍希望安徽大学同仁为奥援。由此可见陈望道与周予同、陈守实等人的深厚友谊，也可见周予同、陈守实供职的安徽大学，既能够容纳一批进步学者，也可以为国家、社会的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

陈望道在安徽大学只工作了半年多时间，但这段经历确实是他人生中承前启后的重要转折点。安徽大学不仅为陈望道重新走上大学殿堂提供了人生平台，也为他在“大众语运动”中勇立潮头提供了重要支持。正是有像陈望道这样一批进步学者的加盟，安徽大学才能一直走在时代的前列。

文字｜马仁杰 李嘉树

排版｜杜卓然

责编｜阮佳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