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年，他的名字绝密于世！

1961年的1月，北京的一间茶馆，台上是《空城计》，台下是痴心京剧的两个人，暗语已经悄然铺开。

路边的馄饨摊，负责组织氢弹攻关的牵头人老郝第一次向于敏提出转向氢弹研究的建议。

↓于敏同意转变研究方向↓

基础科学理论的舞台上，于敏是当时有名的“角儿”，他本打算远渡重洋，亲见世界科学之大发展。而转向秘密的氢弹研究，意味着变身“龙套”，从零开始，也意味着从此要在亲友的不解中三缄其口。

看了看面前的馄饨，于敏爽快应允：

进组后不久，在学术民主氛围的浸润中，于敏首战就打了一个漂亮的“火烧博望坡”——围绕“氚氚反应截面的理论值”，于敏与同事陆杰展开了一场科学论战。

来自美国权威杂志《现代物理评论》的数据显示：氚氚反应截面高达15巴。

为避免反复实验造成的时间、人力与财力浪费，于敏昼夜论证计算，最终推导出：所有轻核反应的截面均绝对不可能超过5巴。事实证明：真理站在了他的一边。

↓这一夜，于敏算出轻核反应界面最大值↓

结论石破天惊，巧妙的科学论证说服了科研团队，于敏为中国氢弹研制事业排除了一段可能要走的弯路。

↓会议上，于敏凭科学论证使众人信服↓

在持续高压的工作环境之中，于敏整日整夜地泡在浩如烟海的数据里，大胆假设、严谨论证、谨慎选择。

↓梦中，于敏与自己对话↓

即便因生病住院，在病床上，他依旧会因忧心进展而辗转难安，灵感迸发时，甚至不惜拔掉针管，一路小跑着回到办公室与同事们分享。

经过多年的理论攻坚，于敏和同事们终于完成了氢弹模型的初步构建。欣喜之余，却传来了领导老郝因飞机失事遇难的噩耗，同事陆杰也因长期劳累，免疫力下降，肺结核感染累及心脏，时日无多。

“人体，也是有极限的。”无数科研工作者为“两弹一星”的研制付出了许多，牺牲了许多——时间、家庭、原本的生活轨迹，甚至是生命。但于敏选择化悲痛为力量，与时间赛跑，率领团队继续未竟的攻坚事业，用加倍的努力促成氢弹研制的早日成功，以此告慰这一路上倒下的战友们。

时间来到1966年12月，我国氢弹原理试验最终取得成功。试验现场，见证者们欢呼雀跃，群情振奋，久久难抑。

5个多月后，中国第一颗氢弹成功引爆。黄沙碎石间，蘑菇云拔地而起。一声巨响，惊诧了世界。神州大地一片欢庆。

此时身在北京的于敏也难抑心头喜悦，想去给孩子买一只烤鸭庆祝，却在妻子的劝说下放弃了这个念头。

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因为生活的清贫“知难而返”：他是科学上的巨匠，却也是受困于柴米油盐的普通人，常常因为经济上的窘迫而捉襟见肘，也会因“借了”儿女的鸡蛋给同事补养身体而含愧一时。

夜阑人静时，一面珍藏的五星红旗，轻轻覆于马列集册之上，于敏在一旁肃立。诸葛亮《后出师表》中的名段再次萦绕耳畔：“夫难平者，事也……凡事如是，难可逆见。”

眼前是信念的颜色，心底渐次浮现的，却是草稿纸堆积如山的日月，是华北、华东、西北三地的辗转颠簸，是数载身许大国、难许小家的辛酸。

↓于敏回忆幼时经历，目视国旗默念《后出师表》↓

↓大家于敏：愿将一生献宏谋↓

1926年8月16日，于敏生于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今属天津市）的一个普通家庭。生性内向、爱好静思的他，文理兼修，既对古典文学中驰骋沙场、荡寇平虏的风发意气心驰神往，又对科学有种特殊的寄托。

十二岁那年，于敏险些遭到一辆日本人开的吉普车的恶意冲撞。当时惊魂未定的于敏在惊恐之余，心头更是涌起一股怒气。少时经历了军阀混战与抗日战争，在内乱外侮中长成的小小少年，爱国情怀被早早唤醒，历久弥深。

立志报国、科学救国的愿望在心底生根发芽，逐渐根深蒂固。

当年，每次学校公布成绩时，榜单上只写学号，不写名字。学号“1234013”经常名列榜首，而与这个学号关联的名字——于敏，在老师和同学间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于敏（后排左一）和同学们在理学院荷花池畔

有一次全年级考近世代数（他的选修课程），就连数学系成绩最好的一个学生也只得60分，唯独于敏得了100分。在学习讨论中，他也经常提出独到的见地。因为成绩超群、品学兼优，他成了大家公认的“北大多年未见过的好学生”。

当时的北京大学理学院坐落于景山东街马神庙。由于没有路费，于敏每年暑假都回不了家，便常常拿着课本和习题跑到景山顶上去，边乘凉边学习。于敏后来这样评价自己：

2003年北大物理90周年庆典，于敏先生（前排左三）与彭桓武先生（前排左二）返校

1949年，于敏以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成为新中国成立之际北大第一届毕业生。毕业后，于敏留校读研，先后师从张宗燧、胡宁和彭桓武先生，同时兼任助教。以量子场论作为研究方向，于敏完成了《核子非正常磁矩》的研究论文，在物理基础理论研究上已初露头角。

1952年北大物理系部分教职员工合影（后排左二为于敏）

1951年研究生毕业后不久，年仅25岁的于敏便被慧眼识才的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改做“原子核理论”“研究。往后十年，于敏的原子核理论研究渐臻佳境，不仅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还和同事们一齐努力让研究进展追到了国际前沿，团队正处在有可能取得更大成果的关键时刻。

此时，于敏却收到了来自时任二机部副部长的钱三强先生的特殊邀约——

工作中的于敏

作为新中国核弹家族亟待补充的一员，氢弹的研究一片空白。氢弹虽然以原子弹为基础，但其理论基础和材料结构比原子弹复杂得多。面对重重封锁的国际环境，科学家们需要自力更生、从头探索。而就于敏个人而言，着手氢弹研制则是人生的又一次“大转行”。

于敏喜欢做基础研究，自认为不适合从事研制氢弹这种大系统科学工程。然而国家剑指之处，便是下一个战场。彼时中美关系异常紧张，美国常常派遣军舰，携带核武器，逼近中国近海。如果中国没有属于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拥有真正的独立。

在于敏心中，爱国主义“压过”兴趣，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再次选择到国家需要的岗位上去，夜以继日，埋头苦干。

由是，于敏在研究上几易其向，扎根华夏沃土，淬炼利器，砺就锋锷。

北京大学物理学系的“学号1234013”，渐渐有了个更响亮且亲切的代号——“国产专家一号”。

投身氢弹研究队伍，带给于敏的不仅仅是焚膏继晷的攻坚岁月，以及自己三过“鬼门关”的惊险经历。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生活里，由于工作的高强度与保密性，于敏经常疏于对家庭的关照，以至于连妻子都不知道他究竟从事的是什么工作。

女儿于元清晰地记得，幼时家里一有同事来访，自己和弟弟便会被父亲赶出屋去。在儿子于辛的记忆中，自己唯一一次接受父亲的辅导，是他教给自己用初中课本上没有的节点法来画线路图。

尽管如此，面对外界的流言蜚语，夫人孙玉芹依旧以无限包容的态度，选择“不答”，面对忙碌的丈夫，则给予充分的理解和信任，选择“不问”。在于敏担起国之重担的时候，于敏的爱人孙玉芹义无反顾地挑起了家庭的重担。

于敏与妻子儿女的全家福

2012年，夫人孙玉芹突发心脏病离世。五十五年的扶持相伴，化为于敏在镜头前一句“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的喃喃。

这位大国重器的缔造者，在科研一线面对学术权威毫不露怯，遇见难题迎难而上，此刻却难掩身为儿子、丈夫和父亲的脆弱与遗憾。

于敏与夫人孙玉芹的合照

习惯于紧锁眉头、思考问题的于敏，带领30多名青年科研人员组成氢弹预研小组，历时四年，对氢弹相关的基础理论和这一热核武器的结构作了初步探索。

一张桌子、一把计算尺、一块黑板、一台简易的104型电子管计算机，还有堆积如山的草稿纸，是这个团队的全部“家当”，也是他们用于“知识垦荒”的利器。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氢弹研制进入冲刺阶段。

次年1月，于敏和邓稼先、周光召等科学家一起，向氢弹原理的突破发起总攻，经历了在上海华东计算研究所的“百日会战”，一套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的方案最终诞生。

为了研制第一代核武器，于敏几度深入不毛之地，八上高原，六至戈壁，拖着疲弱的身子来回奔波，“寝不安席，食不甘味”。

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取得成功。试验前，于敏仍顶着戈壁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刺骨严寒，半夜爬上102米的铁塔顶端，检查和校正测试项目屏蔽体的摆置，坚持排查完技术问题后才离开基地。

1967年6月17日，我国成功进行了全威力氢弹的空投爆炸试验。罗布泊腹地炸起惊天巨响，诞生仅十八年的新中国以雷霆万钧之势，刷新了研制氢弹最短用时的世界纪录，同时也完成了对超级大国核讹诈、核威胁的一记漂亮反击。

西方科学家评论道：“中国闪电般的进步，对西方来说，是神话般的不可思议……”

面对如此惊世的突破与成就，于敏却是在得知爆炸威力同自己计算的结果一致后，才长舒了一口气。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产生的蘑菇云

80年代开始，在曾经的战友们相继被抽调、离开原本岗位后，于敏仍坚守在核武器研制一线，并表现出了敏锐的前瞻性：他组织并加速了惯性约束聚变研究的开展，领导并推进了中国核武器小型化和中子弹的研制工作……基于对世界核武器科学技术发展趋势的准确判断，他还与邓稼先联合提出了“加快核试验进程”的建议。这一提议受到中央接纳，并付诸果断的决策和行动。于敏在我国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前提早规划，为中国提升核武器水平发挥了重要的前瞻作用。

于敏在863计划激光专家组会议上与同仁讨论问题

直到1998年，72岁的于敏和他在中国核科技发展进程中的贡献才真正被解密。

1999年，于敏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奖章，并在表彰大会上代表科学家发言。

1999年9月18日，于敏在科技专家大会上发言

2015年1月9日，89岁高龄的于敏坐着轮椅，在人民大会堂接过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颁发的“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荣誉证书。

即便是身临这样的荣耀时刻，老人也仍只是挂着一贯谦逊的笑容。这位几易其向、为国铸盾、隐姓埋名二十八载的共和国功勋，举手投足间透露出一股温和坚定的力量，仿佛终其一生皆是在诠释《诫子书》中的那句“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核武器分册》中记载：于敏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很多人也因此称他作“氢弹之父”。

“‘氢弹之父’，这样提不符合科学。”尽管在氢弹研制中居功至伟，他却一直不赞成这一称号。

2019年1月16日，于敏溘然长逝，享年93岁，巨星陨落。58年前的这一天，他刚刚接受转攻氢弹技术的调令不久，这项注定会彪炳国防史册的事业尚在摇篮。

同年9月，于敏作为当时首批的八位受命者中唯一已辞世的功勋人物，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荣誉勋章——“共和国勋章”。

73岁那年，于敏以一首《抒怀》书写自己沉默而又轰烈的一生：

国之重器，中国底气。在无数科研英雄的倾力托举之下，宏谋既定，振兴将成，中国的底气愈来愈足。

那些交付黄沙的岁月，融入江河的无名青春，值得我们道一声：共和国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