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但仍面临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和封锁。外界对中国共产党知之甚少，许多人只是道听途说，甚至听信那些妖魔化宣传。这时，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敏锐地意识到：红区是中国唯一值得采访的地方！他在宋庆龄帮助下，冒险前往陕甘宁边区。起初，他只计划在苏区待几周，没想到一待就是四个多月。1936年11月14日，美国《密勒氏评论报》首先发表了毛泽东与斯诺的长篇谈话，并刊登毛泽东头戴八角帽的照片。由此，世界进一步了解了红星照耀下的中国。

斯诺此行写出的《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10月在英国出版，引起轰动并重印发行多次；翌年2月，由胡愈之策划翻译在上海出版，考虑到在敌占区，书名改为《西行漫记》。该书真实记录了陕北苏区采访的见闻，向外界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及其领袖、将领的情况。

采访中，斯诺看到红军官兵平等、党的领导人以身作则，深为感动，称这种精神力量是“东方魔力”“兴国之光”。他写道：“毛泽东的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做了十年红军领袖，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而周恩来身上，有“无可比拟的吃苦耐劳的能力，无私地忠于一种思想和从不承认失败的不屈不挠精神”。斯诺还提到，彭德怀在一次看演出中途，脱下棉衣，披在坐在他身旁的一个小号手身上。书中还写道：“单单是一件事情就可以说明红军同拥有极大优势的敌人作战的能力了。这就是红军军官习惯说的：‘弟兄们，跟我来！’而不是说：‘弟兄们，向前冲！’”前两次反“围剿”时，红军军官的伤亡率往往高达50%。这让斯诺为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所折服，他认为共产党人随时准备为他们的理想而献身，因此“当红星在西北出现时，难怪有千千万万的人起来欢迎它，把它当作希望和自由的象征。”

《西行漫记》教育了千百万读者，特别是青年人，成为享有盛誉的红色经典。与其相关，裘克安编集的《斯诺在中国》一书，汇集了斯诺有关中国的著作选译和宋庆龄等人的回忆文章。其中，赵荣声的《步着斯诺的后尘到延安去》，见证了斯诺及其著述对青年的启迪和激励。

赵荣声在燕大读书时，适逢斯诺从陕北返回北平，便与一些同学到斯诺家中，听他讲陕北苏区情况，看他拍摄的小电影和带回的照片，“第一次在这里看到中国光明新社会的真实景象，禁不住热烈鼓掌，有的流着热情的眼泪”。在斯诺感召下，赵荣声与九名同学以旅行为名，按照斯诺画的路线图，踏上这一片光明的土地，在延安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由黄昏谈到夜晚。最后，他们除留一人在延安学习，其余九人仍回北平搞学生运动。后来，听了他们的见闻介绍，又有学生延安访问团组织起来。卢沟桥事变后，赵荣声作为流亡学生，曾在汉口一家旅社与音乐家冼星海同住，他忍不住向冼星海介绍了延安和斯诺的情况。冼星海对此大感兴趣，最后劝赵荣声也动笔写一本书，把这些情况告诉大后方一直被关在铁桶里的青年。赵荣声便写了去延安经过的小册子《活跃的肤施》（延安又叫肤施县）。到国民党新闻官到书店查询时，该书已经出了两版。

“一点燃星火，可燎整片原”。《西行漫记》如熠熠星光，划破黑暗的长夜，打破了国民党的封锁，将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展示给了世界。延安制定的方针路线，让全国人民看到了光明和希望。这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和伟大的解放战争中，得到了充分展现。无疑，红星能够照耀中国，根本在于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斯诺在书中写道，共产党人在西北特别受人民欢迎，他们对农民最有重要意义的显然有这四项：重新分配土地，取消高利贷，取消苛捐杂税，消灭特权阶级。人民称颂红军和苏维埃是中国人摆脱一切弊害祸患的唯一救星。正是共产党人和红军在极端险恶的条件下，以坚定的信仰和愈挫愈勇的大无畏气概，燃烧自己，照亮大众，唤醒工农千百万，拯救民族于危亡。

在延安，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培育形成了以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斗为主要内涵的延安精神。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指出：“延安精神培育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坚持不懈用延安精神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用以滋养初心、淬炼灵魂，从中汲取信仰的力量、查找党性的差距、校准前进的方向。”

　　时值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阅读有关斯诺的这两本书，感受陕北苏区岁月，重温延安精神，愈加感到中国革命胜利是历史的必然，愈加感到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和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