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为了那个“万一”！

“试一试，万一配上了呢！”这是8位捐献者加入中华骨髓库时的共同心声。非亲缘造血干细胞配型的相合概率为万分之一到四百分之一，几率微小，在入库时，没有人想过自己真的能够配型成功。

然而——

来自中华骨髓库的一个配型成功的电话，让捐献者们成为小概率事件中的“分子”，成为自己口中的“万一”。

但8位捐献者们不约而同地认为，这是一件意义非凡的事——没有繁琐的程序，没有重大的危险，只是献血的时候顺便多留下8毫升血样，将来就有可能挽救一个陌生的生命。

陆晨和周作勇都在清华初次引进中华骨髓库入库项目时便加入了中华骨髓库。2019年4月，陆晨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是清华大学首位在学期间完成入库、匹配、采集全流程的同学。彼时，同一时期入库的周作勇正暂停学业参军入伍，在西藏军区服役。他看到陆晨顺利捐献的消息后很兴奋，暗自期盼着概率的轮盘能够转向自己。2020年3月，退役半年后，周作勇等到了——收到消息后，他在家中激动地等待着返京捐献的时刻。

廖悦海加入中华骨髓库半年后，廖悦海在生日当天早晨接到了红十字会的电话，心情非常激动。然而，这一次的配型并没有通过后续的高分辨配型检测——原来，高分辨配型并不一定都会成功。好在2019年，廖悦海第二次收到了检索配型成功的消息，这一次，遗憾没有重新上演——体检、高分检测，直到捐献都顺利完成。

当然，也偶有“乌龙”发生。易曦朕和王宇晨在一开始接到红十字会的电话时，都误以为这是诈骗电话。“不会这么巧吧！”“这概率也太低了！”在反复确认信息、核实真伪后，两人才终于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他们真的配型成功了！

同时，这一配型成功电话带来的，也是一道艰难的选择题。

接到电话后的半小时内，王宇晨的心情经历了从怀疑到激动，再到不知所措的起落变化。“做任何决定前最重要的是说服自己的内心。”王宇晨也曾短暂地感到担心，但他通过查找文献资料等方式，了解了血液病的发病机理、治疗手段以及既往外周血移植的基本情况，“用一名理科生的逻辑谨慎分析后，相信了造血干细胞捐献的安全性。”不仅如此，工作人员和其他捐献者的耐心解答也逐渐打消了他的顾虑，最终他决定加入捐献者的队伍。

捐献者们勇敢上前，他们身后的父母却往往有所担心。当不了解骨髓捐献时，他们或许会质疑、反对；即使对骨髓捐献有了充分的理解，他们仍然会默默牵挂。

周鹏说服父母的过程是一场漫长的拉锯战。起初，父母十分担心他的身体健康受影响，不同意骨髓捐献，于是他和学医的姐姐一起查阅资料，用数据、案例来说服爸妈，周鹏的坚持让父母最终同意他去进行采集。采集结束后，周鹏将采集过程中的照片传到了家庭群中，感受到了家人们的全力支持和深切关心。也是在那一刻周鹏意识到：“因为信息的差异，家长不能完全理解和支持你的决定。有时候也要站在父母的角度上看问题，去理解他们的误解，感受他们的责备、关怀和爱。”

学校老师看望正在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周鹏

陆晨接到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电话后，也是第一时间把消息告诉了父母。作为医务工作者的父亲对他说：“这个概率堪比彩票中奖，能够配型成功是缘分，爸爸支持你的决定！”带着父母的支持，陆晨顺利地完成了高分配检测、体检以及最终的捐献采集。采集结束后，陆晨回想起整个捐献过程，才隐约体会到父亲的担忧。即使在采集风险很小的情况下，作为父亲，他仍会担心孩子的健康；作为医生，他又十分清楚造血干细胞捐献采集对患者的意义。权衡之后，他选择支持孩子完成干细胞捐献，并将所有的顾虑与牵挂藏在心底。

自始至终，决定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志愿者们，都没有为自己的选择后悔过，选择也并未给他们带来任何伤害。对周鹏和周作勇来说，因为时间节点的特殊性，捐献造血干细胞成为了一份独特的毕业礼物。在易曦朕看来，捐献甚至还“玄学”地提升了他的身体机能，捐献恢复后再次走进健身房，力量成绩反而比往常更好。周作勇则是在捐献结束后的第二周开启了毕业旅行，成功从成都骑行到拉萨。

有时，无论是对受供者还是捐献者来说，捐献过程都算不上一帆风顺——种种突发情况伴随着整段捐献之途。

张强正在捐献造血干细胞

张强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是在2019年暑假，从接到正式捐献的消息到前去采集，时间非常紧迫。手术后工作人员告诉张强，其实在他之前，还有一位配型更优的志愿者，但那位志愿者在捐献前的最后一刻，因为特殊原因终止了捐献。此时正值采集前的关键时刻，患者已进入无菌舱生活了一周，自身的造血机能已被完全清除，以准备注入供者的干细胞接受捐献。若无法完成移植，患者的生命将难以为继。千钧一发之际，为了确保患者安全，工作人员紧急联系到同样高分配型成功、体检合格的张强。在充分了解流程后，张强毫不迟疑地做出了捐献决定，坚守着这份庄严的承诺，最终顺利完成了手术，挽救了对方的生命。

周作勇和黄家鑫的捐献则因新冠肺炎疫情被迫推迟。2020年春，周作勇和黄家鑫先后接到了红十字会打来的电话，却都受限于疫情形势无法返京完成采集。当年6月疫情好转后，周作勇回京参加本科毕业典礼，同时前往医院准备捐献事宜。

由于患者情况比较紧急，返校第二天周作勇便前往医院完成了高分配检测和体检，并在毕设答辩当天收到高分配成功的结果，最终于6月底完成捐献。黄家鑫则是在秋季学期返校后才完成体检，在确认捐献后，医院将采集定在了2021年7月初。黄家鑫在参加完建党百年《伟大征程》文艺演出志愿服务后，又马不停蹄地前往医院做术前准备，最终于当月8日顺利完成捐献。

黄家鑫（一排左起第三位）参与院系迎新

虽然采集过程只有四小时左右，但术前需要的是充分准备，保持身体健康更是成为了一种责任。王宇晨用便签本记录着：在既定采集日前十余天，他便开始“多吃多睡”，临近采集日更是“补钙补铁、严防生病”。周鹏也回忆起“觉得长胖了对捐献不好，于是就会努力减肥”。

采集前一周，捐献者便会住进特定的采集医院。“主要就是打动员剂。”陆晨说，“动员剂是为了将骨髓的造血干细胞部分调动到外周循环血液中，以便后续的捐献。有些人担心动员剂会对身体造成一定伤害，目前看来，没有对我造成任何影响。”术前，动员剂会使身体略微酸痛，这是白细胞升高造成的。陆晨描述为“像是打篮球后腰酸的感觉”，廖悦海则觉得大腿有点酸痛，但采集完成后酸痛就消失了。

谈及具体的捐献过程，廖悦海觉得这像是一次加长版的成分血献血：流程类似，只是时间更长。采集医院的病房环境温馨，墙上张贴着一张写着“爱”字的书法作品，缀满了千纸鹤、挂着中国结。过程是轻松的，“医护人员一直和我聊天，感觉时间过得很快。”

捐献后，其中几位捐献者应红十字会老师的提议，在遵循双盲原则、严格隐藏信息的基础上，给患者写了一封信，他们也收到了来自患者的感谢信，大家表示，感觉心里非常温暖，当然更重要的是捐献成功、救人一命带来的成就感。

在陆晨看来，对捐赠者来说，捐献过程也是受教育的过程。这个过程让捐赠者真正目睹血液病患者生活的艰难，对这一常常受到忽视的群体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陆晨珍藏着自己收到的感谢信，每读一次，当时的场景都历历在目。他无法忘记踏入医院的那一刻，看到无菌仓内众多血液病患者的情形。

“无菌仓室内有很多没有头发的小朋友，窗边摆满了小孩子的玩具，而因为病情，那些孩子们无法自由外出、玩耍。看到洁白的病床和五颜六色的玩具，两者形成巨大的反差，我心里一下子特别难受。我相信其他人在那样的环境里，他们也会上（去捐献）的！”

在身边的人看来，捐献造血干细胞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但谈及自身，同学们纷纷表示，并不希望自己的举动被过分夸大，“如果将这件事放宽到人生的尺度上去看，就会意识到这其实是一件再小、再普通不过的事。”张强说。

大家深有体会地说，随着技术的进步，捐献造血干细胞的流程与成分血献血非常类似，已经不再是刻板印象中的“牺牲”、“痛苦”之事。他们希望随着骨髓库知识的普及，公众能够将这件事普通化、平常化，这样才能够有更多人加入到这个队伍中来。

8位捐献者与造血干细胞捐献的故事，将隔千里之遥的生命联结起来，使得陌生的人们血脉相连。这些故事彼此交织，又有着各自独一无二的亮色。

故事中的捐献者们，大多是清华大学红十字会学生分会举办的无偿献血专场中的“常客”，接到消息时，他们同样欣喜；做出决定后，他们同样坚定。在捐献造血干细胞以外，他们往往还有着多重身份：无论是投身公益，还是成为社工骨干、社团骨干，他们都致力于为其他人发光发热。

陆晨（左）、易曦朕（中）、王宇晨（右）与血袋的合影

王宇晨是精仪系的辅导员，这为他带来了更大的“影响力”。提及自己的捐献行为对学弟学妹们的影响，他感到发自内心的欣慰：“看到身边同学选择入库后在朋友圈里晒证书，觉得其中或许有自己的一点点贡献，心里很有成就感。”

黄家鑫则早在入库前就与造血干细胞捐献结缘。他曾经作为校园某公众号编辑，采访过校内首位进行造血干细胞捐献的学生，采访对象正是陆晨。这次采访也让他对捐献有了更多了解，使得他在三年后成为了后续的捐献者之一。

作为校内第一个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同学，陆晨希望通过他的例子，让大家更加了解造血干细胞捐献的流程，号召更多人加入到骨髓库当中来。当得知校内有新同学配型成功时，陆晨会主动向他们分享自己捐献的故事，消除他们的顾虑。

捐献成功后，陆晨还建了清华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的群聊。后来，王宇晨、张强、廖悦海、周作勇、易曦朕、周鹏、黄家鑫，他们陆续加入了这个群聊。聊天并不频繁，但每当新的同学加入时，所有人都会欢呼、祝贺。希望未来，群成员的数字继续不断增长，为更多人带去生的希望。